余既編輯古今怪奇之事，以為《剪燈錄》，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聞，遠不出百年，近只在數載， 襞積^①于中， 日新月盛，習氣所溺，欲罷不能， 乃援筆為文以紀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驚可怪者。所惜筆路荒蕪，詞源淺狹，無嵬目鴻耳^②之論以發揚之耳。既成， 又自以為涉及語怪，近于誨淫，藏之書笥^③， 不欲傳出。客聞而求觀者眾，不能盡卻之， 則又自解曰：《詩》、《書》、《易》、《春秋》，皆圣筆之所述作， 以為萬世大經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龍戰于野”^④，《書》載“雉雊于鼎”^⑤， 《國風》取淫奔之詩^⑥， 《春秋》紀亂賊之事^⑦，是又不可執一論也。今余此編， 雖于世教民彝^⑧， 莫之或補，而勸善懲惡，哀窮悼屈，其亦庶乎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之一義云爾。客以余言有理， 故書之卷首。

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六月朔日山陽瞿佑書于吳山大隱堂。

(周夷校注本《剪燈新話》， 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

注釋 ①襞(bi)積——原指衣服上的褶子。此處有折疊積藏之義。②嵬目鴻耳——開拓耳目。③書笥——書箱。④“《易》言”句——《易》，儒家經典之一。《易·坤》：“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⑤“《書》載”句——《書》， 《書經》， 儒家經典之一。《尚書·高宗肜日》：“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⑥《國風》取淫奔之詩——《國風》， 《詩經》的重要組成部分， 多為來自民間的作品，其中有一些歌詠男女相戀相愛的詩篇，曾被指責為“淫奔之詩”。⑦《春秋》紀亂賊之事——《春秋》，編年體史書，傳說為孔子依據魯國史官所編《春秋》編訂而成，其中記有春秋時代周與諸侯國的篡弒殺伐以及起義造反等事，故云“紀亂賊之事”。⑧民彝——彝，常理，一定的準則。民彝，人民應該遵守的道德準則。

賞析 中國古代的小說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被視為藝術之末流。文學史上的復古派和正統派往往重視詩文而輕視稗官小說。在他們看來，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創作恪守的法則，《詩》、《書》、《易》、《春秋》等儒家經典才是正統詩文的典范，而深受廣大下層人民歡迎的小說、傳奇，則往往被他們斥為誨淫、誨盜之作。瞿佑的這篇《〈剪燈新話〉序》反正統文學觀之道而行之，闡述了此書的創作過程與創作目的，說明了小說社會作用，可以說是一篇為傳奇小說張目的文章。

《剪燈新話》是一部傳奇小說集，其中的大部分都是作者在生活中獨具慧眼搜集來的，好多是“好事者以近事相聞”，說明作者與創作《聊齋志異》的蒲松齡一樣，十分注意從民間口頭文學中吸取題材，學習技巧。書中的作品形式上摹仿唐人傳奇，情節新奇，辭藻綺麗。因為書中所寫的盡是“古今怪奇之事”，特別是“遠不出百年，近只在數載”的故事，所以深受當時讀者的歡迎。作者在編寫過程中，以“可喜可悲、可驚可怪”作為標準，因為惟其如此，才能贏得更多的讀者，使人讀了“心開神釋，骨飛眉舞”，能激起人們強烈的審美情感。

如何評價書中的這些傳奇故事?作者稱： “自以為涉于語怪，近于誨淫”，所以“不欲傳出”。實際上，作者是決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從作者為自己的傳奇作品所作的辯解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創作目的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勸善懲惡，哀窮悼屈”。這一點是中國文學史上較早的關于小說社會作用的論述。如果說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慷慨奔放的情感表現不符合“溫柔敦厚”的要求，那么不廢鄭、衛的《詩經》、記述亂賊之事的《春秋》等等都該一概剿滅了。所以作者認為， 自己的傳奇故事與《詩》、《書》、《易》、《春秋》一樣，都有益于“世教民彝”。看一部作品，不僅要看它寫了什么，關鍵還要看它怎樣寫。正如湯顯祖在《艷異編序》中所說： “得其說并得其所以說，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縱橫流漫而不納于邪，詭譎浮夸而不離于正。”因此，對于小說、傳奇，應該看到它有利于教化這一方面，應采取正確態度來對待作者及其作品。

瞿佑在序文中采取了將經典著作與小說作比較的論證方法，實際上是在宣稱小說與經典著作一樣，有著不可忽視的社會作用。二百五十年后，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古今小說序》中也強調小說的教育意義遠在四書、五經之上，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在禮法森嚴、儒家經典至上的封建社會里，瞿佑和馮夢龍的這種觀點的提出是驚人的，在文學理論史上有著不可忽視的進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