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隸原因李篆生，蔡分展足始縱橫。

更依分勢成今隸，不辨真源漫證盟。

包世臣(1775—1855)，清學者、書法家、書法理論家。字慎伯，號倦翁、小倦閣外史，安徽涇縣人。涇縣古名安吳，人稱包安吳。曾任江西新喻知縣。關(guān)心時政。工書，用筆以側(cè)取勢，提倡北碑，對后來書風的變革頗有影響。著有《安吳四種》，其中《藝舟雙楫》下篇系書法理論著作，為學者所推崇。書法力學北碑，其主張對后世影響極大。

包世臣這首論書絕句，著重論述書體的發(fā)展變化。他在《論書十二絕句·序》中寫道：

書道以用筆為主，然明于源流所自則筆法因之。故漢世以來，迄于近今，宗派脈絡，次為韻語。……己卯季秋，書于歷下西司公廨。

可知這組論書詩作于1819年，創(chuàng)作的目的在于明確源流所自，為筆法提供一個參照系。在書學源流中，書體發(fā)展變化是極為重要的，故首論之。

“程隸原因李篆生”。

李篆，李斯的篆書。李斯(?—前208) ，秦政治家、書法家。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初為郡小吏，后從荀卿學。戰(zhàn)國末入秦，初為呂不韋舍人，后被秦王政(秦始皇)任為客卿，不久為廷尉，對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起較大的作用。秦統(tǒng)一六國后，任丞相，主張加強中央集權(quán)統(tǒng)治。秦始皇死后，為趙高所忌，被殺。他又以小篆作為標準，整理文字，對我國文字的統(tǒng)一有一定貢獻。工書，《泰山》、《瑯玡》等刻石，傳說均為他所手書。著有《諫逐客書》和《蒼頡篇》 (今佚，有輯本)。由于他整理文字，擅長并推行小篆，所以歷來書論喜歡把小篆說成李斯所作。張懷瓘《書斷》就這樣寫道：

案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始皇二十年，始并六國，斯時為廷尉，乃奏罷不合秦文者，于是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為不易之法……斯雖草創(chuàng)，遂造其極矣。李斯即小篆之祖也。

包世臣據(jù)此干脆稱小篆為李篆。李篆，其實應理解為以李斯書為代表的秦代小篆。

程隸，程邈的隸書。程邈，秦人。字元岑，下杜(今陜西西安市南)人，一說下邽(今陜西渭南東北)人， 一作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人。張懷瓘《書斷》寫道：

案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始為衙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 用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 以為隸人(指官獄胥吏)佐書，故曰隸書。……程邈即隸書之祖也。

這種早期的隸書，保留篆書的筆勢較多，而形體又有些接近于后來的真書，稱為秦隸或古隸。其實，程邈也只是將當時這種書寫體加以搜集整理，而后世則有了程邈創(chuàng)隸書的傳說。

包世臣詩首句是說，程邈所搜集整理的隸書，原來是從李斯所搜集整理的小篆萌生出來的。包世臣還在《歷下筆譚》中指出： “秦程邈作隸書，漢謂之今文，蓋省篆之環(huán)曲以為易直。世所傳秦漢金石， 凡筆近篆而體近真者，皆隸書也。”包世臣關(guān)于隸書的由來、特點、例證的論述，是有價值的。

“蔡分展足始縱橫”。

蔡分，指蔡邕的八分。蔡邕，參見陳介祺《題〈甄古齋印譜〉》一詩賞析。八分，指由秦隸發(fā)展來的有波磔的隸書，早期的隸書在使用中加工發(fā)展，形成筆勢、結(jié)構(gòu)與小篆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字體，并奠定了楷書的基矗由于魏晉以來也稱楷書為隸書，因別稱有波磔的隸書為八分。這種八分，到東漢末蔡邕時代趨于成熟。張懷瓘《書斷》就指出，蔡邕“尤得八分之精微”。包世臣《歷下筆譚》解釋“八分”之名說： “中郎(蔡邕)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這種左右分布相背之勢，最突出地體現(xiàn)在八分書的波磔上。猶如“八”字左右分張的兩筆，包世臣在詩中則形象地稱之為“展足”。詩的第二句意思是說，到了漢末，八分才真正開始左右相背，縱橫伸展。證之以書法史，可看到《乙瑛碑》、《禮器碑》、《華山廟碑》、《史晨碑》、《曹全碑》、《張遷碑》等東漢名碑， 無不波磔駿發(fā)，展足縱橫，令后人贊嘆不已。

“更依分勢成今隸”。

所謂今隸，即真書。包世臣《歷下筆譚》寫道：

魏晉以來， 皆傳中郎之法，則又以八分入隸，始成今真書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稱真書為隸……及宋遂并混分隸之名。

這是說，魏晉以來，人們更將波磔駿發(fā)、展足縱橫的八分筆勢寫入程邈以來的古隸之中，于是成了今天真書之形， 這就是“今隸”，所以六朝至唐都稱真書為隸，直至宋代的歐陽修在《集古錄》中用“隸”來稱“八分”，致使隸書和真書分離了，并以訛傳訛成為既定事實。包世臣在這里，實際上是指出了歐陽修“并混分隸之名”的失誤，這種名實之辨，還是十分必要的。

“不辨真源漫證盟”。

這是全詩的結(jié)論。真源，真正的書體源流，這里主要指真書的源流。漫，枉;徒然。證盟，證驗。談到書體的源流，包世臣還有精到的見解。他在《歷下筆譚》中指出：

大篆多取象形，體勢錯綜;小篆就大篆減為整齊;隸就小篆減為平直;分則縱隸體而出以駿發(fā);真又約分勢而歸于遒麗。相承之故，端的可尋。故隸、真雖為一體，而論結(jié)字，則隸為分源，論用筆，則分為真本也。

這段要言不煩的精辟議論，既指出了各種書體的特征，又指出了它們之間的相承關(guān)系，特別是最后三句，把隸、分、真的本源問題說得一清二楚。所以詩的結(jié)句說，如果辨不清真源，那么，一切證驗都是徒然無效的。這一結(jié)論是牢固地建立在書體史的事實基礎上的。

在書學理論界，自宋至今對“隸書”的名實以及隸、分、真三者關(guān)系，眾說紛紜，有一些觀點都是以訛傳訛，需要做正名辨實的工作。包世臣的書論，對此作了正確的辨證;而他的這首論書詩，也起到了同樣的作用，可謂有韻的書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