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于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 “先生何如?” 曰：“先生居嵩、 邙、 瀍、 谷之間， 冬一裘， 夏一葛， 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后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后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 “先生有以自老，無求于人，其肯為某來耶?” 從事曰： “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途，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 于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

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謀于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于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于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 “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 “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于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 “使先生無圖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 先生起拜祝辭曰： “敢不敬早夜以求從祝規?！?于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石處士，名洪，字浚川，洛陽人。曾任黃州錄事參軍。罷官后回洛陽，隱居達十年之久，所以稱他為 “處士”。唐代的處士，有許多人是以 “隱居不仕” 的幌子造輿論、盜虛聲，目的是借以抬高聲價，謀求更高的官位。若有人以高價禮聘，就出山了。這篇序，正是為石洪應河陽軍節度使烏重胤之聘，出任參謀而作，題目一作 《送石處士赴河陽參謀序》。

石洪出山，不是到朝廷去做官，而是到節度使幕下任參謀?！鞍彩分畞y” 以后，一節度使統管一道或數州，總攬軍政、民政、財政，往往擁兵自重，對抗朝廷，形成藩鎮割據勢力。韓愈是主張削平藩鎮、實現統一的，因而對石洪出任節度使參謀并不贊許。他在此后一年即元和六年 (811) 所作的 《寄盧仝》 詩里寫道： “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仆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征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 對處士 (山人) 出任節度使的官，明確地表示不滿。而所謂 “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正是指石洪出任節度使參謀。因他隱居于洛水北岸，故稱他為 “水北山人”。

那么，這篇序該怎么寫?

全文分兩大段。第一大段，主要寫了 “烏公” 與其 “從事” 為招聘石洪而展開的兩次問答。第一次，由 “烏公” 求士、“從事” 薦石洪而引出 “烏公” 的詢問，又由烏公 “先生何如” 的詢問引出 “從事”對石洪的全面介紹?！芭c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后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后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這是一個五十六字長句，連用五個比喻贊譽石洪富謀略、有干才，真可謂氣盛言宜，顯示了作者駕御語言的卓越才能。由于 “從事” 先介紹了石洪自甘淡泊的隱居生活，所以第二次問答，是由烏公 “其肯為某來耶” 的一問開始的。“從事” 的回答分兩層，其一是抬高烏公，說他 “文武忠孝，求士為國”，而當前承德節度使王承宗起兵反唐，正需要有謀略的人謀劃征討。其二是抬高石洪，說他 “仁且勇”，堪負謀劃征討的重任。把這兩層意思相對接，便得出倘委以這樣的重任，石洪便沒有理由推辭的結論。作者借 “從事” 之口既抬高烏公，又抬高石洪，從正面說，這是對他們的期許; 從反面說，這是對他們的規勸?？偠灾?，是希望他們這樣做，而不是相反。

第二大段，先寫石洪一反隱居不仕的常態，欣然應命?！跋壬?石洪) 不告于妻子，不謀于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于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于常所來往” 一段的著意渲染，與前面描寫隱居生活的文字相對照，其奚落嘲諷之意是顯而易見的。

韓愈并不贊許石洪出任節度使參謀，但人家要去，就只能在 “臨別贈言” 上作文章。關于餞行場面的描寫真可謂別開生面! 一則曰：“有執爵而言者曰……”，再則曰： “又酌而祝曰……”，三則曰： “又酌而祝曰……” 四則曰： “又祝曰……”。這四次祝酒詞，諸如 “以義取人”、“以道自任”、“惟義之歸”、“使大夫 (烏公) 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保天子之寵命”，“使先生 (石洪) 無圖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 等等，真可謂諄諄勸勉，語重心長。而抬高烏公與石洪的 “從事”是誰，四次致祝酒詞，對烏公與石洪進行諄諄勸勉者是誰，都無姓名，不過是作者借以發表意見的烏有先生。連石洪的“起拜祝辭” “敢不敬早夜以求從祝規”，也是作者安上去的。然而從全篇文章看，作者卻只是客觀敘述，無一語發抒己見。兩番問答，四次祝酒，寫作意圖盡借他人之口說出，使讀者渾然不覺，而參差歷落，曲折變化，筆筆皆活，表現了作者的藝術獨創性。

這篇文章的要旨，今之分析、鑒賞者大都搔不著癢處，而前人卻有探驪得珠者。錄幾段供參考：

過珙 《古文評注》 卷七云： “其文章深刻處，全在借他人口中說盡許多規諷。所云處士純盜虛聲，昌黎未必不慮及此，而勉處士以勉烏公，說到保天子之寵命，愛國忠君，……與漫作者自別?！?/p>

張伯行《重訂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云： “當時藩鎮權重，聘士皆引為私人; 而士之游幕下者，孽孽為利而已。故欲烏公聽處士之謀劃以保寵命，又欲處士無懷利以事大夫，此作序之大旨。妙在盡托他人之言，使觀者渾然不覺，而深味無窮?！?/p>

林紓 《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 云： “文末祝辭，恒患其為藩鎮之禍，此昌黎托石生以示諷也。文至嚴重，句斟字酌，一字不肯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