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花》

白居易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

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

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數。

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

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

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

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

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

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諭。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買花》是《秦中吟》組詩的第十首，《才調集》題作 《牡丹》。在寫于同一時期的《新樂府》中，也有一篇寫牡丹的《牡丹芳》，可與此詩參看：

牡丹芳，牡丹芳，黃金蕊綻紅玉房。

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焰燈煌煌。

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蘭麝囊。

仙人琪樹白無色，王母桃花小不香。

宿露輕盈泛紫艷，朝陽照耀生紅光。

紅紫二色間深淺，向背萬態皆低昂。

映葉多情隱羞面，臥叢無力含醉妝。

低嬌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斷腸。

秾姿貴彩信奇絕，雜卉亂花無比方。

石竹金錢何細碎，芙蓉芍藥苦尋常。

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

庳車軟輿貴公主，香衫細馬豪家郎。

衛公宅靜閉東院，西明寺深開北廊。

戲蝶雙舞看人久，殘鶯一聲春日長。

共愁日照芳難駐，仍張帷幕垂陰涼。

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三代以還文勝質，人心重華不重實。

重華直至牡丹芳，其來有漸非今日。

元和天子憂農桑，恤下動天天降祥。

去歲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無人至。

今年瑞麥分兩歧，君心獨喜無人知。

無人知，可嘆息。

我愿暫求造化力，減卻牡丹妖艷色。

少回卿士愛花心，同似吾君憂稼穡。

關于中唐時期長安崇尚牡丹的情況，與白居易同時的李肇在 《國史補》 (卷中) 里說： “京城貴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執金吾輔官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值數萬者。” 白居易的 《牡丹芳》 和 《買花》，則不僅對“京城貴游” 們 “車馬若狂”地“耽玩”牡丹和以高價購買牡丹作了生動的描繪，而且通過與其對立面的強烈對比，揭露了社會矛盾的某些本質方面，表現了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主題。

《牡丹芳》 把 “元和天子憂農桑” 和 “王公”、“卿士”、“貴公主”、“豪家郎” “游花冠蓋日相望” 相對比，從而肯定前者，批判后者。“元和天子” 未必真的 “憂農桑”。從正面說，上行下效; 從反面說，上梁不正下梁歪。總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古老的民歌說得好： “上求材，臣殘木; 上求魚，臣干谷。” 如果說 “元和天子”真的 “憂農桑”，命令他的臣子們全力以赴地抓農業生產，那么，那些 “王公”、“卿士”、“貴公主”、“豪家郎” 們又哪里會 “車馬若狂”，只醉心于 “賞花”、“買花” 呢? 不言而喻，直接地揭露 “臣干谷”，實際上也就間接地批判了 “上求魚”。作者之所以提到 “元和天子憂農桑”，一方面是希望他這樣做，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只有捧出 “元和天子” 作為 “憂農桑” 的正面力量，才便于而且敢于把那些有權有勢的 “王公” 們作為 “憂農桑” 的對立面加以否定。明乎此，就可以看出作者的藝術構思相當巧妙。如果不加分析地給作者送一頂 “美化封建皇帝” 的帽子，那未免太簡單化了。

《牡丹芳》 的構思特點是把 “元和天子” 的 “憂農桑” 和 “王公”、“卿士”、“貴公主”、“豪家郎” 們的 “尚牡丹” 作對比。“憂農桑” 與 “尚牡丹”，這二者的對比是強烈的; 但 “元和天子” 與 “王公”、“卿士”、“貴公主”、“豪家郎” 卻同屬于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層，其間的關系是 “上梁” 與 “下梁” 的關系，既非尖銳對立，因而也談不上強烈對比。把在現實生活中本非尖銳對立的人物在藝術構思中作強烈對比，就難免乞靈于抽象的議論，給這首詩的結尾帶來概念化的缺點。這種缺點在 《買花》 里卻并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不是拿 “元和天子” 和 “王公”、“卿士” 等等作對比，而是拿 “田舍翁” 和 “王公”、“卿士” 等等作對比。在封建社會中，“田舍翁” 和 “王公”、“卿士” 之間本來就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因而在藝術表現上運用對比手法，就能夠形象地反映生活真實，充分地揭露社會矛盾的本質。

白居易很善于運用對比手法，通過不同人物在同一事物、同一事件上所表現的對立關系揭露社會矛盾的本質。例如《采地黃者》：

麥死春不雨，禾損秋早霜。

歲晏無口食，田中采地黃。

采之將何用? 持以易糇糧。

凌晨荷鋤去，薄暮不盈筐。

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

“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

愿易馬殘粟，救此苦肌腸!”

農民忍凍挨餓，從 “凌晨” 到 “薄暮”，只采了半筐地黃，為的是拿到 “朱門家” 去換些 “馬” 吃 “殘” 的糧食，“救此苦肌腸”。“朱門家” 的“白面郎” 不僅自己錦衣玉食，連他的 “馬” 也已經喂得很“肥”，還為了使它 “照地光”，要給它吃補藥——地黃。那“地黃”，農民得之不易，而 “白面郎” 付出的代價，卻只是馬槽里的“殘粟” 而已。詩人并沒有作什么說明，發什么議論，只通過對于“朱門家” 與 “采地黃者” 在 “地黃” 這同一事物上所表現的對立關系的具體描寫，就把剝削與被剝削的社會矛盾揭露得入木三分，驚心動魄。

《買花》 在運用對比手法揭露社會矛盾方面與 《采地黃者》 有類似之處，但也有變化。

從“帝城春欲暮” 至“移來色如故”一大段，著力地描寫了“長安貴游” 如瘋似狂地以高價 “買花” 的情景。其中的 “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 乃是關鍵性的句子; 但如何理解，卻頗有分歧。有人認為上句指百朵紅牡丹、下句指五束白 (素) 牡丹，“灼灼”言其紅艷，“戔戔” 言其微少。這樣一來，兩句就都是寫 “花”，而不是寫 “買花”，上面既與 “相隨買花去”、“酬值看花數” 脫節，下面又與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不合。從章法上看，“一叢深色花”，顯然上承“灼灼百朵紅”; 而這“百朵紅”在前面既沒寫明多么值錢，結尾又怎么會突然冒出 “十戶中人賦” 呢?何況，如果“五束素”指的是五束白牡丹，又分明無法包進“一叢深色花” 里去，豈不是節外生枝! “深色花”，指的是紅牡丹。當時長安崇尚紅牡丹和紫牡丹，而白牡丹則遭到人們的賤視，很不值錢。所以白居易做贊善大夫這種冷官的時候，曾以白牡丹自比，作詩說： “白花冷淡無人愛，亦占芳名號牡丹; 應似東宮白贊善，被人還喚作朝官!”很清楚，“戔戔五束素”一句在意義上并不是與上句雙線并列，以白牡丹對紅牡丹; 而是一線貫串，說明 “灼灼百朵紅” 的價值。《易經·賁卦》 有云： “束帛戔戔。” 根據舊注： 束帛，即五匹帛; 戔戔，“委積貌”，即堆積起來的樣子，與通常作 “微少” 講的用法剛好相反。白居易的 “戔戔五束素”，顯然從“束帛戔戔” 化出。“素”，也就是“帛”; “五束”，就是二十五匹; 戔戔，是形容二十五匹帛的龐大體積。“灼灼百朵紅” 的價值是“戔戔五束素”，其昂貴何等驚人! 《新唐書·食貨志》 里說：“自初定 ‘兩稅’ 時，錢輕貨重。……絹匹為錢三千二百。” 白居易寫這首詩的時候，正在實行“兩稅法”，一匹絹 (也就是“素”) 為錢三千二百，那么 “五束素” 就為錢八萬。一本開百朵花的紅牡丹竟然售價八萬，這是不是有點夸張呢?和 《國史補》 記載的 “一本有值數萬者”相印證，白居易在這里并沒有借助藝術夸張，而是老老實實的寫實。藝術創作是可以運用夸張手法的，但在一本花究竟值多少錢這樣的問題上，卻不宜夸張; 一夸張失實，結尾的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就沒有說服力，整個作品也就不可能發揮應有的社會作用。白居易在 《新樂府序》 里說： “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 正是這個意思。

“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 已為結尾埋下了伏線。“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 兩句承上啟下，同時也表露了作者的思想傾向。“人人” 并不是指普天下的一切人，而是指 “帝城” 中的統治者、剝削者，也就是 《牡丹芳》 里所說的 “王公”、“卿士”、“貴公主”、“豪家郎” 之流。下面的 “此嘆無人諭”，則與這里的 “人人迷不悟” 一脈相承，在章法上取得了內在的聯系。

從“有一田舍翁” 至結尾，其寫法與《重賦》的末一段異中有同： 后者寫被勒索得衣不蔽體的農民因 “輸殘稅” 而看見了“官庫”里堆積如山、行將腐爛的繒帛絲絮，憤怒地控訴“貪吏” 們“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 前者則寫一位“田舍翁” 來到買花處，目睹了“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 的情景，發出了深長的嘆息，而沒有發表什么意見。他為什么嘆息呢?“迷不悟” 的 “人人”是不會理解的;而作者卻能理解，那就是：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這兩句詩，不僅說明了牡丹的昂貴，而且說明了買花錢的來源。一開頭，詩人就用 “帝城春欲暮” 一句既點明地點，又點明時間。在 “春欲暮” 的時候，農民們正披星戴月，忙于農業生產，而 “帝城” 中的富貴人家卻“喧喧車馬度”，“相隨買花去”，為了買得 “灼灼百朵紅”，不惜揮金如士。他們既不從事生產勞動，又不干任何正事，那么他們的金錢是哪里來的呢?這只有深受剝削之苦的 “田舍翁” 才了解得最清楚。詩人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把“田舍翁” 從啼饑號寒的農村引入紙醉金迷的 “帝城”，通過他的一聲“長嘆”，深刻地揭露了 “買花” 者與買花錢的實際負擔者之間的尖銳矛盾，又以 “獨長嘆” 的那個 “獨” 字與“人人迷不悟” 形成強烈的對比，對“田舍翁” 的對立面給予有力的鞭撻。

在當時的 “帝城” 里，以高價 “買花”，這是 “家家習為俗” 的普遍現象，誰也不注意它有什么社會意義。柳渾寫了 “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 的詩句，不過是自嘆錢少，買不起那么高貴的花兒罷了。白居易卻從中看出了并且尖銳地反映了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引人深思，發人深省。這關鍵不僅在于藝術修養的高低，還在于詩人的心是否和農民相通、是否敢用自己的詩歌創作反映農民的心聲。

《重賦》 中的 “官庫”、《采地黃者》 中的 “地黃”、《買花》 中的“買花”，都是詩人用以集中矛盾的焦點。通過特定的焦點反映出來的矛盾既有獨特性，又有普遍意義。比如在 《買花》 里，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矛盾通過 “買花” 這一焦點表現為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很有獨特性。正是這種獨特性，給這首詩帶來了獨創性。對于驕奢淫佚的統治者、剝削者來說，需要 “買” 的東西何止成千上萬，“買花” 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端而已。然而僅僅買 “一叢” 牡丹花，就揮霍掉 “十戶中人賦”，那么要填滿所有統治者、剝削者的欲壑，又將揮霍多少! 農民負擔的 “賦稅”，還有減輕的希望嗎?還有納完的日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