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頎·贈張旭》原文與賞析

李頎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

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

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

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

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

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

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

荷葉裹江魚，白甌貯香粳。

微祿心不屑，放神于八纮。

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張旭是盛唐著名的書法家兼詩人，字伯高，吳(今江蘇蘇州)人。初官常熟尉，終左金吾衛長史，世遂有張長史之稱。他繼承東漢張芝“聯綿草”的風格，戛戛獨造，成為狂草一體的開山鼻祖。相傳他喝得酩酊才開始作書，狂叫奔走，竟至以頭發濡墨，創作狀態近于瘋狂，所以又得“張顛”的諢號。張旭的書法，與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在當時就有“三絕”的佳譽，但這樣一位天才的草圣卻終生坎坷，窮愁潦倒。李頎在仕途上有與張旭相近的遭遇，二人又都好黃老之術，因此意氣相投，友誼頗深。他的這首贈詩以真切的感受和細膩的筆觸，從多種視角展示了張旭的精神風貌，也為我們提供了可貴的研究資料。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開首二句可看作是全詩的提綱。以酒破題，便把張旭藝術生涯中不可或缺的物質支柱和盤托出。正因草圣的創作沖動全賴此杯中物催化，所以這一不可思議的神奇靈藥，無疑是給予親近張旭的人們印象最為強烈的東西。而嗜酒的狂草書法家，性格也必然是豁達的，否則他怎能有“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的豪宕氣勢，然而人一豁達，也就拙于鉆營，自甘淡泊;嗜酒如命，難免不治生事，身無長物。所以一個嗜酒，一個豁達，便注定了張旭的一生倒運。但反過來說，這兩點卻是張旭之所以為張旭的缺一不可的條件。內因的豁達和外因的嗜酒，是構成張旭既幸又不幸兩大要素，李頎用寥寥十字就概括無馀，真可謂是相知至深了。

接下來六句，介紹了張旭軼出群倫的藝術造詣——書法。“草隸”的隸，不是指通常意義上的漢隸，而是“今隸”即楷書。張旭楷書今存《郎官石柱記》，風規沖遠，與他的狂草屬于兩種范疇的風格。“皓首窮草隸”一句，寫出張旭孜孜以求、樂此不疲而不知老之將至的刻苦精神。“太湖精”是張旭的另一綽號，詩人把它拈出，體現了至交的融洽無間，但似乎還有兩層意思：其一，暗示張是吳人;其二，精魅之謂反有贊美其書法出神入化，“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韓愈《送高閑上人序》)的成分在。“露頂”以下四句著重刻畫張旭作草時的情狀，抓住特征，詳略得當，每句仿佛是一個分鏡頭，使書圣創作時的忘情顛逸之態躍然紙上。你看他，科頭露頂，坐踞繩床，先顯出一派“散諸懷抱”的悠閑，忽然絕叫連聲，狀若瘋魔。這里雖對筆墨未著一字，但讀者循聲已能想見紙上當是風雨颯颯龍蛇競掣了。寫得興起，竟灑向壁上，運筆星馳，天地也為之低昂。這四句真是有聲有色，精采紛呈。韓愈《送高閑上人序》云： “(旭)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戰斗歌舞、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這說的是張旭把草書作為宣泄情感的最佳方式，而李頎的這組鏡頭實際上就使我們看到了張旭復雜心態的外化過程。

“下舍”以下六句，是對“豁達無所營”的具體描寫：住的是不蔽風雨的下等傳舍，連門內堂屋都長滿了野草。居處如此荒涼頹敗，家徒四璧也就不言而喻的了，詩人明知故問，但書圣回答得也非常豁達：反正萍蹤浪跡四海為家，那還要這些干什么!輕描淡寫的一句解嘲，看似表現出達觀知命的生活態度，但使人深味到其底蘊正有一種難掩的苦澀。他的及時行樂，消遣道書，其實都應看作是無力與命運抗爭的消極麻醉。“瞪目”以下十句，是對“性嗜酒”的補充： 張旭整日處于懵騰迷離之中，雖醒猶醉，已醉還醒，醒時覺得一種對生事無聊的麻木，醉時反感到一種對世態炎涼的憤激，睢盱向天，正想咄咄書空。于是邀朋呼飲，不惜傾其所有，相期一醉，通宵達旦!盡管區區俸祿恐怕還不夠如此花費，但心游萬仞，神騖八極，難道還有比這更痛快愜意的嗎?不知情的旁觀者，還以為是一班神仙中人了呢!詩就在這樣“同銷萬古愁”的熱鬧場面中結束。可以知道詩人李頎也是“諸賓”中的一員，也許贈詩即作于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之際。

李頎詩以善于捕捉人物情態特征為擅場，描寫惜墨如金、適可而止，但人物形象卻立體而豐滿。以少少許勝多多許，這篇古風向我們提供了值得借鑒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