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

輸租得鈔官更催，踉蹡里正敲門來。

　手持文書雜嗔喜：“我亦來營醉歸耳!”

床頭慳囊大如拳，撲破正有三百錢。

“不堪與君成一醉，聊復償君草鞋費。”

催租，是唐宋進步詩人反映農村生活時常涉及的題材，因為它猶如顯微燭幽的聚光鏡，可以凸現封建剝削的酷烈和封建官吏的狠毒。在眾多的以催租為題材的作品中，范成大這首樂府詩別具一格。它雖然在題下自注“效王建”，卻沒有王建的《田家行》那樣直接抒寫貧苦農民熾熱而又痛苦的心聲，也沒有象柳宗元的《田家》那樣正面展開對催租過程的全方位追蹤，更沒有象張籍的《野老歌》那樣令人怵目驚心地披露出催租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它僅僅截取收租過程中一個不無諧趣的片斷，用漫畫式的筆墨，敷衍為戲劇性的場面。通過這個戲劇性的場面，我們不僅清楚地看到了封建官吏敲詐勒索農民時無所不用其極的丑惡嘴臉，同時也深深地感受到南宋中期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貧苦農民的善良怕事。

詩人采用單刀直入法，一開篇便點出催租這個老而又老的主題： “輸租得鈔官更催。” “鈔”，指戶鈔，即官府發給交租戶的收據。“輸租得鈔”，實際上說到了農家在悍吏的催逼下千方百計交納租稅、終于拿到收據的曲折過程。按理，收據既已到手，該可以“弛然而臥”，任憑悍吏“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了。誰知不然，“官更催”三字拉開了即將演出的活劇的序幕，新的矛盾沖突又展現在讀者眼前。

序幕一經拉開，一個令人憎惡的角色便粉墨登場了： “踉蹡里正敲門來。” “踉蹡”，走路不穩的樣子。“蹡”，一作蹌。“里正”，即里長，古代的鄉職，這里指專管催督賦稅的公差人員。詩人用“踉蹡”二字活畫出這位“里正”歪歪斜斜走路的流氓神氣。不僅如此，聯系下文的“我亦來營醉歸耳”一句，我們還可以想見他已經在別處敲詐過一番，以致酒意醺醺，東搖西晃了。“敲門”，說明農家原先門戶緊閉;而緊閉門戶的目的當然是為了避過前來騷擾的官吏。因此，盡管“里正”這回格外“開恩”，并沒有窮兇極惡地破門而入，但那驟起的急促而又沉重的敲門聲卻不免使農家魂飛魄散、膽顫心驚。憑著多年的經驗，他完全明白來人的來意，迎進這位暫時還沒有露出猙獰面目的里正，恭恭敬敬地讓座、倒茶，哀哀切切地訴苦、求情——這些，雖然沒有明白寫出，卻不難想象得之。然而，農家低三下四的舉動并未能換取里正一絲一毫的憐憫。既已找上門來，不達既定目的，他決不肯善罷甘休。接下去便寫這位丑角進門后所發生的一切。“手持文書雜嗔喜，我亦來營醉歸耳。” “文書”，有人釋為催租的文件，其實指的是農家小心翼翼地保管著的戶鈔憑據。“亦”，不過、只是的意思; “營”，即營謀、圖求。前一句寫里正拿到農家繳租憑證后的神態。從“雜嗔喜”三字可以想見里正進農家后的一個細節：在農家的客氣招待下，也許開頭還兇相未露，但當農家呈上官府發給的收據時，他便毫不掩飾地說：我來沒有別的意思，只不過是來弄幾杯酒喝喝罷了。詩人通過這些描寫，使封建社會下級官吏的惡棍形象躍然紙上，從而也從他身上折射出那一病態社會的全部荒謬與罪惡。

面對這赤裸裸的敲詐，農家如何處置呢?五六兩句掉轉筆鋒，寫農家： “床頭慳囊大如拳，撲破正有三百錢。”“慳囊”，本指慳吝者的錢袋，典出《荀氏靈鬼志·外國道人》： “吾試為君破奴慳囊。”這里則是指一種大腹小口、用來儲蓄零錢的瓦罐。“大如拳”，極言其小;放在“床頭”，則極言其珍。慘痛的生活經驗使農家意識到：如不作出犧牲，便難以逃脫眼前的困境。因而，他強壓痛苦和憤怒，毅然決然地將錢罐撲破。顯然，這里，詩人決不是在作單純的形態和動作描寫，意在揭示善良怕事的農家在悍吏逼迫下百般無奈、忍痛割愛的心理。

詩的最后兩句，“不堪與君成一醉，聊復償君草鞋費。”里正要的是酒，農家怎么給他錢呢?這是否有忤里正的心意呢?其實，里正盡管嗜酒成性，今日在別處已喝得昏天黑地，縱有佳釀，也未必消受得起。因而，能敲詐得一筆錢，也是愿意的。而農家正是窺測到他的心意，投其所好，送上一筆酒錢，但又故意不將其點破，而委婉地說成是“聊復償君草鞋費”。從中既可見里正的奸滑，也可見農家的巧用心。這種巧用心當然是農家久經磨煉的結果。因此，它本身便飽含辛酸。

無疑，這首詩所展現的是一個富于戲劇性的場面，其中既有對立的人物及其相互間的巧妙對話，也有由尖銳的矛盾沖突所構成的生動、曲折的情節。令人贊賞的是，劇中人物的每一舉止(如“踉蹡里正敲門來”)都為獨具匠心的詩人所操縱而具有了深長的意味：同時，每一對話(如“我亦來營醉歸耳”)也都寄寓著豐富、深刻、非反復咀嚼不能會意的潛臺詞。在表現這一戲劇性的場面時，詩人所采用的筆墨既是漫畫式的(如“手持文書雜嗔喜”)，也是跳躍式的(如由“敲門”到“手持文書”，顯然作了大幅度的跳躍)。從而不僅使全詩具有絕妙的諷刺和批判意味，令人忍俊不禁，迸出“含淚的笑”，而且給讀者留下充分的想象和回味的余地，有助于我們從接受美學的原理出發，在欣賞過程中進行藝術的再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