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兩晉南北朝詩歌·兩晉詩歌·左思·詠史(選一首)》鑒賞

左思

其 二

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詠史”，這是詠嘆古人古事以抒發自己感慨和抱負的一種詩體。

左思的八首五言體《詠史詩》，是奠定他在我國文學史地位的，為世人所傳誦的名篇。但它并非單純地吟詠古人古事，而是托古諷今，通過詠史來抒發自己懷抱和不平的作品。因此，有人說它是：題曰“詠史”，實為詠懷。這組詩是左思的早期作品，大約寫于他入洛后不久，晉滅吳之前這段時間里。

《詠史》其二(“郁郁澗底松”)，是這個組詩中的重要一首，也是后世經常入選的名篇。它可以代表左思一般詩風。如果說他的《詠史》其一(“弱冠弄柔翰”)是一首“述志詩”，那么，此篇即為“諷喻詩”，也可以說是“揭露詩”。它用諷喻方式抒發詩人對當時門閥制度的憤憤不平的強烈不滿。的確，是一首很有藝術張力，且感情強烈的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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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詩十二句，一氣呵成，幾乎難以判然分段，但詩思的發展，還是有脈絡可循的。大體上，前半截是擺出門閥制度所造成的社會不合理現象，后半截則進一步指出這種“不合理”的根深蒂固。

請看詩之前四句——

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這是說，澗底的青松郁郁蒼蒼，山頂上的小苗柔弱懶散;竟然用它的寸徑小樹，遮蓋著這百尺高松!

為什么這樣說呢?這里有幾個緊要字眼得先弄清楚：

離離——各注家解釋比較分岐：一說“下垂貌”，其根據是《毛傳》云：“離離，垂貌。”又一說是“分散成行的樣子”，在《玉篇》中找到了根據：“離，散也。”顏師古注曰：“分散也。”還有一說，是“低垂懶散的樣子。”當今之《辭海》有此義項。在語譯中，就是用了此說。

徑寸莖——徑，直徑。直徑僅僅一寸長的莖桿，指山上的“小苗”。

百尺條——條，樹枝。百尺，喻其高長，并非確數。這是指澗底的高松。

這是寫詩的常用手法，即以“寸徑”的低小同“百尺”之高大進行比較，以勁挺蒼松同低垂黃苗作對比，使之取得強烈的藝術效果。詩人之所以在開篇這樣來寫“自然景物”，其用意在于引出“社會現象”，即接下去的二句——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

什么叫世胄，世族子弟。胄，后裔也。躡高位，登踞高尊之位，即做了大官顯宦。躡，《廣雅》說：“躡，履也。”履，有踩、踏之義。據《方志》云，這是秦晉一帶的方言，躡，有“登”的意思。

這就是說，世家的紈绔子弟，無論如何無能，總是高踞顯位，而寒門人士，就是博學高才，也始終沉沒下層，屈居卑位。

詩人在以上這些詩句中，已經將自然界的“寸徑小苗居然蓋百尺高松”的怪現象同社會上的碌碌庸才高踞要津，而使英雄奇才遺之草澤的怪現狀，藝術地撮合在一起，讓世人去評說——這是多么的不合理現象啊!

那么，這種極端不合理現象，又是由何而來，由誰造成呢?

詩人只用五個字“地勢使之然”，作了明確而深刻的解答。接著，他又進一步指出“由來非一朝”。“山上苗”掩蓋“澗底松”，不是“苗”高于“松”，而是苗所處的地勢高;那么，“世胄”壓住“英雄”又是什么原因呢?也還是“地勢”在起作用，而社會之“地勢”，就是那個難于跨越的“門閥制度”在作怪。這樣，詩歌就尖銳而深刻地揭露了自曹魏以來所推行的“九品中正制”所造成的世族與寒門(也即士族與庶族)的嚴重對立。正如東晉江州刺史劉毅所概括的，其對立的嚴重性已達到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程度。可見，社會上這種不合理現象的由來，確非一朝一夕，而是根深蒂固的了。何謂“九品中正制”?這是魏文帝曹丕所制定的一種選才登用之法，稱“九品官人之法”。它把人才分成上、中、下三等，各等中又分上、中、下，共九品。各州郡各設置選人機構，稱為“中正”，由它選拔、鑒別各州郡的人才，并按品授官。這樣一來，講究門閥現象，雖然形成于漢，魏晉時卻越來越嚴重了。所說“門閥”，即門第閥閱。不論任用官員、或者社會交際等活動，均講究門第高低。這是封建時代，地主階級內部家族的等級。顯貴之家稱為“高門”，卑庶之家則稱“寒門”。其中又各有高低等第，故稱“門第”。

詩人在詩中已一針見血地揭示了不合理現象的產生原因，惟恐人們不信，他又進一步舉出史事加以證實，使你無可置疑。這就是詩歌的最后四句——

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馮公豈不偉? 白首不見招!

歷來的事實就是這樣：漢代金日磾(mì dí密笛)和張湯兩家的子孫，憑藉著先祖的遺業和蔭庇，從漢武帝到王莽篡漢為止，經歷了七個帝王(即中經昭、宣、元、成、哀五帝)，世代都做著宮廷中的寵臣，享受著極大尊榮;而奇偉出眾的馮唐，從文帝做小官起到武帝時，已經七十多歲了，還得不到重用。李善注引了荀悅《漢紀》中說：“馮唐白首，屈于郎署(為中郎署長小官)。”這里有一段漢武帝與馮唐的對話挺有意思。有一日，漢武帝見馮公暮年為郎，即問曰：“何其老而不遇耶?”馮唐答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矣”，于是，“三世不遇，老于郎署。”

詩人的批判矛頭，不僅直指當時(晉代)社會現實，而且還批判了歷史上的士族制度。在一系列的肯定與否定對象的對比中，使詩歌對現實的揭露更為深刻，也使詩歌本身的主題開掘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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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在借助詩歌說著自己的生活體驗，也是用詩歌所作的政治控訴：即控訴封建等級制度的罪惡。這正是本篇詩歌的題旨所在。

左思原是有著宏偉抱負的人，之所以不得志，并非他不具備雄才大略，實際上，他自少就“習文秉武”，才華橫溢;也不是由于他的姓名不為帝王、權貴所知，實際上，他是太康文壇的巨匠，聲名極高;況且他的胞妹左棻，又是當朝帝王(晉武帝)的貴嬪(僅次于皇后);左思自己也曾為當時顯要賈謐講讀《漢書》，并為其門下的“二十四友”之一。總之，他完全可以飛黃騰達。可是，冷酷的現實，使他終究明白，妨礙他仕進，限制他施展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那個“寒門出身”。就是這個“門閥制度”使得左思獻身無門，報國無期，只能懷著無限的憤慨。《詠史》其二，以至整個《詠史》組詩(八首)，就是他的生活寫照，他的感慨實錄，镕鑄著左思的生平理想，具有深厚的社會內容。他在我國文學史上地位的奠定，主要的不是由于什么《三都賦》、《齊都賦》，而是這組不朽的《詠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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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的藝術構成，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托物寓意，肯定與否定對象的對比，以及自然妥貼地用典等藝術手法的配合運用，對豐富詩的思想內容和深化主題，以及增強藝術感染力，都起著很大作用。即使只是一首詩，也可窺見左思詩歌藝術風格的一斑。但是，“一斑”終究不是“全豹”。為了更全面地理解左思的風格和特色，不妨聯系其他七首，將整組《詠史詩》，加以粗略的分析。

首先，縱橫結合，才情一體

八首詠史詩，既可首首獨立，各體現一定的社會內容和意義，又用一條理想和情操的線，把各首詩串聯了起來，成為渾然一體。

詩其一，正面抒發自己的理想，實為這一組詩的序詩。其中有句云：“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詩其二，寫遭受門閥制度的壓制而生悲憤之情，并揭示其社會根源。

詩其三，表示要以歷史人物(如段干木、魯仲連等)為榜樣，另辟途徑，以期報國。

詩其四，說自己甘于寂寞，決心著述，成就自己。

詩其五，再寫此路不通，而欲追奔許由。

詩其六，贊譽荊軻，借以披露自己的情懷，蔑視豪門權貴。

詩其七，用歷史上若干英才沉沒下僚，來自熨心中之不平(詩中指出：主父偃、朱買臣、陳平、司馬相如等人)。

詩其八，最后寫社會黑暗，決心走唯一的一條道路——避世，以求潔身自好。

這組詩把左思平生的理想和遭遇，以及豐富多變的感情融鑄了進去，在筆墨之間流蕩著英風豪氣，表現出一種激昂情調，形成勁挺雄渾的詩風。

其次，《詠史》具有獨創性的發展

“詠史”之作，最早起于東漢班固的《詠史》。但它“一詩詠一事”，只是客觀的復述。所以鐘嶸說它“質木無文”。后來，曹操的《短歌行》其二(“西周伯昌”)，以及曹丕的《煌煌京洛行》，歷述了古代多人故事，但與己無涉。及至孔融《雜詩》第一，于抒己懷之中，舉古人自況，才具有后來左思《詠史詩》的規模。一直到左思系列組詩《詠史》出，“遂為古今絕唱”(明人胡應麟語)，一種“名為詠史，實為詠懷”的詠史詩體，才真正形成。這是我國古代“詠史”題材，在詩歌體制上的創造性的發展。這對后世的詩人如鮑照、李白等人的詩歌，都有明顯的影響。

對于左思《詠史》詩的創造性的具體表現，后世有許多評述。清人張玉谷曾在《古詩賞析》作過很好的評析。它說——

(左思《詠史》) “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證之; 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斷之; 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 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

這段議論是很精彩的。在這里，還應當再加一條：“又往往錯綜史實，連類引譬，名為詠史，實為詠懷。”他的這組詩，不但內容充實，而且藝術技巧純熟，大大豐富了我國五言詩的風格，提高了古體詩的藝術水平，獲得后人的高度稱譽。

清人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贊曰：

太沖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詠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見。此千秋絕唱也。后惟明遠 (鮑照)、太白能之。

黃子云也稱頌說：

太沖祖述漢魏，而修辭造句，全不沿襲一句。落落寫來，自成大家，視潘、陸諸人，何足數哉! (詳見《野鴻詩的》)

但鐘嶸卻有自己的說法。他在《詩品》中說左思之詩，“野于陸機”。實際上，他把“豪放”視為“粗野”。因此，清人劉熙載在自己的《藝概》中，表示不同看法——

野者，詩之美也。故表圣 (司空圖) 《詩品》 (即 “詩品二十四則”) 中有 “疎野” 一品。若鐘仲偉 (鍾嶸) 謂左太沖 “野于陸機”，野乃不美之辭。然太沖是豪放，非野也，視《詠史》 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