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黃生《唐詩摘抄》云：“杜詩強半言愁，其言喜者，唯寄弟數首及此作而已”。方東樹評此詩云：“通篇一氣，而沉著激壯……與流利輕滑者不同。”(《昭昧詹言》卷十七)邵子湘也稱其“一片真氣流行”，“為神來之作”(《杜詩鏡詮》引)。

本詩作于唐代宗寶應二年(公元763年)春，時距安史亂起已八個年頭，而自杜甫入蜀算起，亦已四歷冬春。此時詩人雖已在成都建起了浣花草堂，又新近至梓州迎取了妻兒，然而國破之痛、桑梓之思卻刻刻縈于心頭不能暫輟。“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泗一身遙”(《野望》);“此身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奉送嚴公入朝十韻》);“始欲投三峽，何由忘二京”(《悲秋》);這些就是四年來詩人歌唱的主調。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冬，王師先后克服東西二京，眼見曙光在望。焉知形勢蒼黃，次年六月，史思明再叛。越冬至春，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大敗于滏水，九月李光弼敗退，洛陽再度陷落。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春李光弼又敗于邙山。二年間，大片土地，再陷敵手。其間唐軍雖有局部勝利，形勢卻如犬牙交錯，前程難卜。這樣詩人出蜀的愿望眼見將歸于破滅。然而到了寶應元年夏李光弼、田神功睢陽一役大破史朝義，使形勢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十月朔方節度使仆固懷恩會同回紇兵收復東京，光復河南失地，十一月渡河北進，追滅史朝義，河北叛軍紛紛降唐。至寶應二年早春，史朝義敗亡自殺，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終于結束。“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長期的積郁，至此一掃而空;瀕于絕滅的企望，眼看將成為現實。喜訊傳來，如撥云霧而見青天，遂催起起聯驚挺突兀的吟唱。金圣嘆《杜詩解》卷四批云：“先生在劍外，刻刻思歸洛陽，為因禍亂未息，朝中絕無動靜，反放下念頭過日子，謂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得聽好消息。今一傳到耳，且不問事之虛實，不覺大喜遍身。喜極反淚，此亦人心之常，勿作文章反跌法會去了也。”此評甚有見地。詩題為“聞官軍”云云，但起句先不及“聞”字，卻以“忽傳”字溝通“劍外”與“薊北”數千里空間，并勾起次句“初聞”二字，遂逼出“涕淚滿衣裳”。這就是所謂“反跌法”。但是這一反跌并非苦思結撰的產物，而是郁勃的激情的突發。故發端先得引滿而發之勢。

帶著激動的熱淚，詩人回看共經患難的老妻少子，他們往日攢眉淚眼的愁狀已不知向何處去，于是自己也不禁“漫卷詩書喜欲狂”。頷聯是首聯的自然發展，共寫“初聞”之驚喜，而順敘中，心理又有一層曲折。首聯著重于驚喜之“驚”，頷聯則著重于“喜”字。喜訊乍來，猶如夢中驚起，這是否是真事實情呢?待到回見妻子的高興神態，詩人更證實了喜訊之不虛，于是由喜極似悲，復又大喜若狂。金圣嘆批云：“‘漫卷詩書’妙。身在劍外，以致惟以詩書消遣過日，心卻不在讀書上。今已聞此捷音，極其得意，要這詩書何用?見攤在案頭者，趁手一總卷去，不管他是詩是書，一類非一類也。寫初聞光景如畫。”(《杜詩解》)所謂“寫初聞光景如畫”，正是說的在寫初聞實情的細節中，入神地傳達出詩人的曲折的心理狀態。

首二聯寫初聞捷報之驚喜，就筆法看，“忽傳”勾出“初聞”，“初聞”帶起“卻看”，“卻看”引起“漫卷”，“愁何在”一筆側寫，最后落到“喜欲狂”，詩勢似貫珠走盤，一氣而下。然而在這狂喜中實蘊有八年來的深痛極哀;故而在一氣流轉中更有百折千回的感概，正如方東樹所云“沉著激壯”，“從肺腑中流出，故與流利輕滑者不同”。

“喜欲狂”是上四句初聞驚喜的結穴，又是下四句由驚喜而展望的發軔。因“喜欲狂”，故而竟放歌縱酒。縱酒高興，遂更生買舟返鄉之遐想。雖然此身尚居蜀中而此心早已高舉遠翥，在“白日”輝映“青春”明麗的美景中，歸返的心情如此急不可耐。“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金圣嘆又批云：“‘即’是即刻，‘便’是便易(按便當釋隨即就，金說小誤)。巴峽在重慶，巫峽在夔府。‘穿’字見甚輕松，有空即過去也。巫峽順流而下，遂至襄陽，此是一水之地，故用‘下’字。洛陽已是陸路，故用‘向’字。此寫聞過即欲還鄉，神理如見。”金說鞭擗入里地抉示了詩人當時因狂喜而沉浸于想象中的情態。他不僅具體地設想了一路的節節行程，更如身歷其境般地品味著歸途中的河光山色，消受著內心的無比喜悅。這兩句句法類同，又連用四個實際存在的地名。一般說來，作詩實則易滯，類同易板，但杜甫用來卻“不嫌直致”，因為他寫來“情事分明而又皆虛擬，”(均方東樹語)種種具體想象中無不洋溢著似癡若醉的歡快情興，這種情興貫穿在“即從”、“穿”;“便下”、“向”，四個虛詞中，前后勾連，帶動了四個實詞。這樣以虛為實，由實生虛，雖然二句四地名，句法類同，而讀來卻有春水送舟，歷歷如畫之感。全詩至此戛然而止，不著議論，不發感概，而神韻悠遠，尋繹不盡。

王嗣奭《杜臆》總評此詩云：“此詩句句有喜躍意。一氣流注，而曲折盡情，絕無妝點，愈樸愈真。”確實，由真樸的激情而產生的喜躍的意興是貫通全詩的神理，它隨情曲折，從而使一氣流注中具有夭矯之勢、頓挫之致。這就是本詩的精髓。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代表著杜甫七律中一類在詩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別格。杜甫之前的七律，其主流雖有沈(佺期)、宋(之問)之工麗縝密與王(維)李(頎)之“精華秀朗”之別，而大抵以風華芊茂，興象超妙為共同特點。七律至杜甫而大變，姚鼐《今體詩草序目》稱“杜公七律，包古今之正變，不可以律縛，亦不可以盛唐限者。”本詩即其諸多變格中的一種。它的主要特點是直抒胸臆，不加藻飾，易初盛之重韻而為重意重氣，并多借助于虛詞的勾連映帶，遂形成流暢跌宕的新格調。這一格調至貞元時起為許多詩人所取法，而至劉禹錫、白居易手中更進一步發展而成為元和長慶間七律的主調之一，宋代大詩人蘇軾的七律亦多從此窺入。劉、白，蘇軾的七律，頗多佳什，然正如后人所論往往不免輕利粗豪之病。而這在杜甫此類作品中卻極少產生。因為杜甫此類作品之流暢跌宕，乃是以其博大深沉的感情為底蘊，在流蕩中兼寓著方東樹所說的“沉著激壯”之致。因此我們可從中領悟杜詩之正格與變格的主從關系;領悟詩史上這類七律的流變得失。執正馭變，以“沉著激壯”求“流暢跌宕”，是此路詩作成功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