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觀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這首詞寫于作者貶居郴州期間。無論在當時還是后世，它都贏得了讀者心靈的“同頻共振”。據說蘇軾絕愛詞的結尾兩句，嘗自書于扇，且云：“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詩人玉屑》引《冷齋夜話》);黃庭堅雖對“斜陽暮”三字獨持異議，卻也贊嘆“此詞高絕”(《苕溪漁隱叢話》引《詩眼》);而陳廷焯則著以“尤為入妙”(《白雨齋詞話》)的評語。可見其藝術魅力是如何經久不衰。

這種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或許主要來自“凄厲”的詞境。王國維《人間詞話》早已指出：“少游詞境，最為凄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則變而凄厲矣”。誠然如此。淮海詞中多述愁之作。盡管其愁并非悉由仕途坎坷所造成，但仕途上的坎坷無疑強化了作者“愁”的烈度，也加快了作者“愁”的頻率。貶謫前，作者雖然也有些風花雪月之愁，卻沒有濃到不可消釋的地步，象“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浣溪紗》)等等，詞境還是凄婉的。隨著貶謫生涯的開始，作者的“愁”便漸漸由“細如雨”變成“深如海”(《千秋歲》：“飛紅萬點愁如海”。)，詞境也漸漸由“凄婉”一變而為“凄厲”。我們雖然難以斷言這首詞便是轉變的契機，但其詞境具有轉變后的“凄厲”特征卻可以肯定。

詞一開篇，便展示了一個令人傷心慘目的朦朧世界：霧氣迷漫，月色凄迷，以至樓臺與津渡都隱沒不見，除了朦朧一片，便是一片朦朧。這不能不使登高遠眺的作者產生歸路茫茫之感。他想遁離這紛爭無已、憂患無已的人世，然而，“桃源望斷無尋處”，哪里有他所殷殷向往和孜孜以求的世外桃源?“望斷”二字，寫出了作者對世外桃源的鍥而不舍的尋覓與追求，以及這種尋覓與追求的毫無結果。其實，即使真能尋覓到“怡然有余樂”的世外桃源，作者以一個罪臣的身份，又豈能高蹈而去?不是嗎?他心寄“桃源”，卻心系“孤館”：“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曰“孤館”，其孤苦、寂寞之情已見;而“孤館”為“春寒”所鎖，則又添了幾多幽冷、幾多凄涼?不僅如此，此際恰值薄暮時分，更有那杜鵑啼歸，其聲哀切;斜陽西沉，其色慘淡!氛圍若此，心理正常者尚難忍受，何況被馮煦視為“古之傷心人”的作者呢?這里，“可堪”二字下得何等滯重，它如泣如訴，既是無奈之極的悵問，也是沉痛之至的嘆息，難怪王國維會覺得“凄婉”難盡其概，而要目之為“凄厲”了。

如果說上片著重以景傳情的話，那么，過片三句則改為借典喻情。“驛寄”句化用南朝陸凱故事：陸凱與范曄交好，嘗自江南寄贈梅花一枝，聊以表達思慕之意，并附詩一首：“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這便是“寄梅”的由來。“魚傳”句則典出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遣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這里，所謂“驛寄梅花，魚傳尺素”，實際上是喻指友人頻頻來信慰解。天涯知己，互通款曲，這本不失為人生快事之一;但作者因久經壓抑，胸中的憤懣郁結已深，很難排遣。所以，友人的慰解非但不能驅散包裹著她的濃重的愁云，反倒更勾起他“獨在異鄉為異客”的遷謫淪落之恨。“砌成此恨無重數”，這“恨”豈不正是遷謫淪落之恨?“無重數”，既是極言綿綿此恨的漫無邊際、渺無絕期，也是暗示：在這遷謫淪落之恨中揉入了多種復雜的成分，它包括理想受挫的憂憤、同志星離的悲傷、有鄉難回的感慨等等。而一個“砌”字，則妙在化無形為有形，使其恨成為可以觸摸的實體，不僅作用于讀者的感覺，而且也作用于讀者的視覺。結尾兩句于極度愁悶中忽發奇想，埋怨江水無情，益見沉痛。郴江，發源于郴州東面的黃岑山，北流至郴口，與來水會合后注入湘江。幸自，猶本自。瀟湘，是瀟水與湘水的合稱。在作者看來，郴江本當始終環繞著郴山而流，如今卻北入湘江，一去不返，個中情由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郴江”在這里無疑具有某種象征意蘊：在作者對郴江的故作不解的詰問中，分明傾注了他自己離鄉遠謫的無盡怨憤。其實，郴江未必真有心舍卻郴山而去;之所以徑去不顧，乃是造物之天地使然。既然如此，無情的與其說是郴江，莫若說是天地。因而“為誰流下”云云豈不也是作者對于無情的天地的一種究詰?其意頗類屈原《天問》，看似無理，實卻合情。蘇軾對之大加稱賞，良有以也。全詞音調之凄厲，猶如蕭瑟秋風中折翅墜地的孤鶴的哀唳，使人讀后低回無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