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龍

滿眼韶華，東風慣是吹紅去。幾番煙霧，只有花難護。　　夢里相思，故國王孫路。春無主，杜鵑啼處，淚染胭脂雨。

這不是一首普通的傷春惜花小詞，而是一篇寄寓著深沉的故國之思與亡國之痛的作品。據王沄撰《陳子龍年譜·卷下》，清順治四年(1647)三月，“霖雨浹旬”，陳子龍避居在青浦縣富林，此詞當作于是時。

開頭兩句寫景，情調已形成一次跌宕，季春三月已是萬紫千紅開遍開透的時候，因此“滿眼韶華”一句，不是象習見的描寫早春景色的名句那樣，著意捕捉溪邊的一點嫩芽，枝頭的幾粒新蕾，而是從大處著眼，寫下對深春風光的總體感受，鋪開一幅繁花似錦的廣闊畫面。然而緊接著的“東風慣是吹紅去”一句，卻使畫面頓改。因為這年春天風雨成災，雨驟風狂之后，剩下的只是七零八落的敗枝殘葉，滿眼韶華倏然不見，好似經過了一場夢幻，前后形成強烈的冷熱反差。

作者對自然界的這種變故特別敏感，是因為他有著特定的經歷與心境。清兵入關后，東南一帶曾掀起過幾次抗清復國浪潮。崇禎十七年(1644)五月，南明弘光王朝建立;次年閏六月，蘇、松義軍大起;又次年五月，吳易義軍復起，明宗室唐王聿鍵和魯王以海也分別在福建和浙江起兵抗清。這些斗爭此起彼伏，都曾一度群情激昂，義旗遍地，但都因為上層組織者無能，清軍勢力又特別強大，而先后失敗了。陳子龍積極參加了每一次斗爭，兵敗后只得輾轉逃匿于鄉間，并改名換姓，削發為僧。孤行靜處之際，如火如荼的往事不時在腦海中映現，眼前國破家亡的情景則無比凄涼。滿目春光被狂風暴雨摧殘殆盡的景象，自然觸動了他的心弦。在他眼里，“紅”、“花”幻化為故國與抗清復國大業的象征，“幾番煙霧”給他帶來的感觸，又與清兵南下后發生的一系列事變在他意識屏幕上留下的印象相疊加。于是傷春惜花的表層意象，便與眷戀故國的深層意象融為一體。詞人一心護花，但天意不遂人愿，“花”終于飄散零落了，詞人對此深感無可奈何，但又怨憤難消。一個“慣”字，一個“只”字，真是嘆恨交集。其凄苦欲絕之聲情如聞似見。

下片開頭轉寫夢境，時間上經歷了一次跳躍，但其間的感情脈絡清晰可辨，可謂句斷而意連。詞人對故國與抗清復國大業念念不忘，片刻不曾釋懷，悠悠一心直帶至夢中。夢中他的思緒飛越千里關山，去尋覓正在海隅荒島飄泊流離的故國王孫的蹤跡。順治三年(1646)五月，魯王兵潰，自臺州航海逃往南澳;同年八月，唐王在福建長汀被俘。詞人對他們的命運深為關切，也就是對抗清復國事業的前景深為關切。在夢里，詞人自我控制壓抑的意識閥門打開，其眷戀故國的心事于是表露得更明白，更迫切了。

最后三句又從夢境回到現實。因為王孫已去，夢中也尋覓不到，夢醒后更覺得滿目凄涼，春光無主，這時又從遠處傳來幾聲杜鵑鳥的啼鳴，更給荒殘的景象增添了凄涼的氣氛。杜鵑又名子規，相傳是古蜀國望帝杜宇失國身死后魂魄所化，當春而鳴，聲音凄楚，口脂殷紅如血。作者在這里既是用典，又是寫實。與那被桃花染紅了的雨水相和而流的，不僅僅是杜鵑的口脂，也有詞人的血淚;那凄切啼鳴的杜鵑，又仿佛是故國王孫的孤魂所化。作品至此，景愈慘，情愈哀，哽咽而止，不勝愴然。陳子龍在寫作此詞后不久，便因清松江提督吳勝兆反正事件被捕，乘守者不備，投水殉國。

詞這種體裁在明代一度衰亡，至陳子龍手中始有可觀之作。歷來詞論家對陳詞評價甚高，以為它挽明詞之頹運，而啟清詞復興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