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及近代散文·明代散文·李贄·童心說

龍洞山農敘《西廂》，末語云： “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 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 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 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 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古之圣人，曷嘗不讀書哉! 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為耶? 童心既障，于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 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柢; 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 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為之心也。

夫既以聞見道理為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于我何與? 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 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 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 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人何辯也? 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見于后世者，又豈少哉! 何也?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茍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 《西廂曲》，為 《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什么六經，更說甚么 《語》、《孟》 乎?

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后遺前，隨其所見，筆之于書。后學不察，便謂出自圣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為經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 縱出自圣人，要亦有為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醫藥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嗚呼! 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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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童心”為理論基礎，反對傳統倫理觀念，提出了他自己的見解。以童心作為標準，對古往今來的文學現象作了全新的評價。他尖銳地抨擊了剽竊模擬的復古主義文學，大膽肯定明代新興的戲曲、小說等市民文藝，表現了鮮明的反叛精神和個性解放的思想，對當時明代思想界和文壇發生了巨大的影響。

“童心”，亦稱真心，也就是赤子之心和真情實感。“說”，古代議論文體之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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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四節文字，構成內容的四個層次，即四段——

第一段(1節)：何謂“童心”?

第二段(2節)：童心為何“遽失”?

第三段(3節)：童心于文學的巨大作用;

第四段(4節)：給假道學致命一擊。

以下分段略講——

第一段：何謂“童心”

龍洞山農敘《西廂》，末語云： “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 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

一、詮詞釋句：

龍洞山農——當為李贄之別號。此句下邊引的龍洞山農語，其實是李贄的反話。

絕假與初——絕假，是說同假隔絕。初，此指人的自然淳樸狀態。

二、略述大意：

作者以別號“龍洞山農”名義敘說《西廂記》，其文最末有句話說：“了解我的不要說我尚有童心存身。”什么叫“童心”呢?就是“真心”! 如果說童心不行，那就是說“真心”不行。我說的“童心”，就是同“假”隔絕而存純真之心，也就是人的最早的自然淳樸的本心。誰失去童心，誰就失去真心;若失去真心，便失去真人。人既然不是真的，那就是完全不再是最初的自然淳樸狀態了。

第二段：童心為何“遽失”

童子者，人之初也; 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于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 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古之圣人，曷嘗不讀書哉! 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為耶?童心既障，于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 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柢; 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 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為之心也。

一、詮詞釋句：

胡與遽——胡，為何，為什么;遽(jù據)，急，驟然。

主于其內與義理與障——內，此指人的內心。是說人之內心都為外來之物所占據了。義理，舊指儒家講求經義，探究名理的學問，后用稱宋明理學為“義理之學”。障，阻塞，遮隔。

章美與篤實——章，同“彰”，顯現、表現。章美，即顯現其美。篤實，篤厚、實在。

二、略述大意：

孩童，人之最初模樣;童心，人之最初心態。人的最初的自然淳樸心態，怎么可以丟掉啊! 可是，童心卻又驟然丟失了!這又是為什么呢?因為人從年幼開始時，那些能聞能見的外物都由耳目進來了。進入后，它就以強者身分居其內心之主位。于是，童心開始丟失了。待到長大之后，一些“道理”，也由耳目聞見而入，也如前述，進入后，即占其內心之主位。于是，這方面的童心也丟失了。久而久之，聞見之道理，一日比一日增多，所知所覺的范圍，也一日比一日擴大。這樣，就覺得人之美名令人高興喜歡，務必使之張揚。于是，童心丟失了;他又知道不美之丑名令人厭惡，必須設法遮掩起來，于是，童心又一次丟失了。那些道理，從何得以聞見呢?都是通過多讀書、廣義理活動而招來的。古代圣人，何嘗不讀書呀!不讀書，童心固然存在;即使多讀書，也能保護好童心不讓其喪失，不象后世讀書人，反以多讀書、多求義理而阻塞了心目。既然讀書人因多讀書、多識義理而阻塞了童心，那么，圣人為什么又用多著書立說來阻塞、戕害讀書人呢?童心已然阻塞丟失，那么，發之為言語，則言不由衷;見之于政事，則政事失根(失衡);著之為文章，則文不達意。由于他的內心沒有彰顯美的因素，沒有篤厚生輝的東西，因此，要在他的言語文辭中，尋求一句有品位的話，終難得到。這里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童心阻塞，童心丟失，他滿心都為外來的壞東西所占據。

第三段：童心于文學的巨大作用

夫既以聞見道理為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于我何與? 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 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 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 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人何辯也? 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于假人而不盡見于后世者，又豈少哉! 何也?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茍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 《西廂曲》，為 《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說什么六經，更說甚么 《語》、《孟》 乎?

一、詮詞釋句：

近體與傳奇——近體，指唐代律詩與絕句等格律詩。傳奇，指唐宋傳奇與話本等小說。

院本與雜劇——院本，金、元時行院演戲所用的腳本。雜劇，在我國戲曲史上有多種以“雜劇”為名的表現形式，如宋雜劇，元雜劇，溫州雜劇和南雜劇等等。此指元雜劇。

舉子業——指科舉考試之類的文字。

二、略述大意：

既然已經由外侵的“聞見”和“道理”占據了內心，那么，他所說的，當然都是“聞見道理”之言辭，并非出自童心之言辭。這樣的言辭，雖然工整精致，但對我們又有何用?這不是用假人說假話，而作假事，撰假文了嗎?他這個人既然是假的，那么，他的所有一切都是假的。由此，用假言同假人說，那假人就會高興;用假事告之于假人，那假人也喜歡;再說，用假文同假人談，那么，假人也不會不高興。這樣，世上就會出現如此局面：一切都是假的，所有人們也都會高興;由于到處是假，人們就無法辨別清楚，天下的真正好東西反而湮滅無聞。這種事還少嗎?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天下之至文，沒有不出于童心的! 如果童心常在不失，那么偽道理就行不通，偽知識就站不住! 時時可有至文，人人都能作至文，創制的文體沒有貴賤之別，沒有一樣符合文體的文字不是至文。如此說來，作詩何必仿效古選?作文何必仿效先秦?事實上，延至漢魏六朝的古體詩，已變成了近體詩，后來又變出了傳奇小說、金院本和元雜劇，以及《西廂記》、《水滸傳》和當今的科舉文字，無不是古今之至文，都是不可用時勢先后為標準進行評優劣的。由此，我體察到，只要童心不泯，就會有好文章傳世的。既是如此，還有必要再提什么《六經》啊，什么《論語》、《孟子》這些古書呢?

第四段：給假道學以致命一擊

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后遺前，隨其所見，筆之于書。后學不察，便謂出自圣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為經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 縱出自圣人，要亦有為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醫藥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為萬世之至論乎? 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嗚呼! 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文哉!

一、詮詞釋句：

懵懂弟子與迂闊門徒——前者是指認識糊涂的弟子;后者是說這些門徒都是迂腐不切實際的家伙。迂，迂遠、拘泥。

方難定執——方，指藥方。定執，固定。

斷斷——絕對，切切。

二、略述大意：

在六經，《論語》和《孟子》中，不是史官們過分褒崇阿諛之辭，就是臣子們的一些贊頌之語;再不然就是那些迂腐不實的門徒和糊涂弟子們的一些不完整的老師教導的記憶;是些有頭無尾或者得后遺前，隨之所見的東西，丟三落四地記錄在書上。后學不覺察此情，便說是出于圣人之口，就遽然看作是經典作品，哪里知道，這些書中的大半并非圣人之言啊!縱然出自圣人之言，也是針對當時某一具體問題而發的，不是一切皆準。好比醫生看病發藥，是隨機處方，以便救治這等糊涂弟子和迂腐門徒而已。施藥醫治假病，藥方難開，也不好固定，常有變化。難道可把這些東西看成“萬世之至論”嗎?實際上，那六經、《語》、《孟》，就是道學們之口實，假人所出之淵源，絕對不可以把它的言辭說成童心之言，這是明擺著的。啊呀! 我又怎么能夠得到一個真正大圣人、童心未失之心給予一言一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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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李贄原文，還有如下幾個問題尚須澄清或補充。

一、“童心說”產生的由來

李贄“童心說”的提出，決非無緣無故，而是由當時的主客觀條件所促成的。主要有四——

第一、程朱理學的統治，造成假人、假言、假文的泛濫

程朱理學自宋朝形成以來，及至明代，已成為居統治地位的“國學”，是社會思想的主宰，它所釀成的惡果，極為嚴重。這就是李贄所說的“滿場是假”，“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這是由于“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 李贄就是針對“滿場是假”提出了“童心說”，以抵制假道學的泛濫，從根本上消除假道學的危害，恢復人類的童心。

第二、“前后七子擬古主義籠罩著文壇，催生了各種各樣的假古董

明代詩壇自中葉至后期，一直由“前后七子”反復地占據著，一味走盲目崇古之路，模擬剽竊成為一種社會風氣，于是，文學失去了生氣，驅散了靈魂。李贄之所以提出“詩不必古選，文不必先秦”的主張，完全是為針砭時弊而發的。

第三、資本主義萌芽在明代中后期大量出現，社會經濟新因素的發展，使得城邑市民階層的進一步興起與壯大

這個客觀條件極為重要，它促進了中國市民文藝迅速的發展。市民文藝在宋代已在城市中興起，到了明代這個時期，由于市民迫切需求，其文藝產品就突飛猛進了。特別是小說達到了空前繁榮，種類眾多，既有講史小說(如《三國志演義》等)，又有神魔小說(如《西游記》等)，還有世情小說(如《金瓶梅》等)和公案小說(如《龍圖公案》等)，以及話本小說(如《三言》《兩拍》等)。市民們所喜愛的戲曲也很發達。既有大量的時事劇(如《鳴鳳記》等)，又有歷史劇(如《浣紗記》等)，還發展了諷刺劇(如《東郭記》、《一文錢》等)和愛情劇(如《牡丹亭》和《玉簪記》等)各種戲劇作品。這些都是李贄關于文章不受既定文體所囿的論斷的出發點，也是他大力肯定市民文藝作用的客觀依據。

第四、作者本身所具的特質，更是重要因素

李贄的生平告知大家，他性格上的叛逆性和戰斗性對于“童心說”的創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當然，這種性格形成，又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

二、“童心說”的真諦及其現實意義

按照創立者的界說，“夫童心者，真心也”;也就是說“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用現代語講，就是真情實感。一切言語、一切文章如能反映當時、當地的作者真感情，就是上佳之作，就是“今古至文”! 因為童心是一切文藝創作的根本。

這個理論的本質是什么?就是人們常說的“資產階級人性論”的萌芽狀態，也是先秦孟子的“人性善”學說的繼承與發展。但“童心說”的真諦，卻是打破思想桎梏，要求個性解放。故而它的批判矛頭直指程朱理學對于人性的禁錮與異化。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有反封建的積極意義的。從這一點講，即使在當今條件下，也不能說它已經完全失去應有作用。

三、“童心說“之多方面影響

“童心說”的誕生，曾經發生過振聾發聵的社會效應，而且波及了各個方面。

在思想界，李贄是嵇康之后一千幾百年來，敢于直面舊傳統，呵斥儒家經典和點名批判孔孟的第一人。他以哲學武器從根本上促進人們的思想大解放，其作用難以言說。

在文藝上，童心說大大活躍了文壇、詩壇和藝壇。他認為天下一切美的文學藝術品，都出自童心。文藝史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詩不必古選，文不必先秦”，其實，文藝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降而為六朝(古體詩)，變而為近體(唐格律詩)，又變而為傳奇(唐人小說)，變而為院本(金代戲曲)、為雜劇(元代戲曲)，為《西廂曲》(金代戲曲)，為《水滸傳》(明小說)，為今之舉子業(科舉文)，皆古今之至文”。

在文藝創作上，強調真情，或真實的審美情感，不僅在當時已成為一個思潮，而且影響了后世。在當時，除了首創者之外，還有書畫家徐渭、劇作家湯顯祖;還有公安派詩文家“三袁”兄弟，以及后來的話本作家馮夢龍和明清之際的文壇泰斗錢謙益等，組成了一支反傳統的大軍，其影響至廣至深。

以現代標準來衡量李贄的“童心說”，當然，不能全部認同，它的論述也不是“句句真理”，而且還有某些自相矛盾之處。比如：“感時而發”、“不憤之作”、“情有所激”，以至“發狂大叫”、“痛哭流涕”等等，均非真正的“最初一切之本心”，“而是有著特定的歷史社會內容的，即對社會的腐敗、假道學的橫行等等深刻憤慨，絕非象兒童那樣，其感情的反映，主要是生物或生理學意義上的”(用敏澤之說)。

其實，李贄的童心，既非幼兒們在生理上初始性反映，也不是一己私情的發泄，而是對社會歷史具有責任感的必然。他曾經在《焚書》(卷一)某些文章中說過：“我之所以好察者，百姓所用之邇言也。”“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這正是先賢王艮及泰州學派“關心民生”主張的繼承與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