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鑒賞《兩宋詞·范仲淹·漁家傲》范仲淹

范仲淹

塞下秋來風景異^①。衡陽雁去無留意。^②四面邊聲連角起^③。千嶂里^④。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⑤。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注釋 ①塞(sài)下：邊界險要之地，此處指西北邊疆。②“衡陽”句：雁兒向衡陽飛去，毫不留戀荒涼的西北邊區。衡陽，今湖南衡陽。舊城南有回雁峰，峰形很像雁的回旋。傳說秋天北雁南飛，至此而止，不再南飛。③邊聲：邊地的悲涼之聲。如馬鳴、風號之類。④千嶂：綿延而峻峭的山峰。⑤燕然未勒：指戰事未平，功名未立。據《后漢書·竇憲傳》記載，東漢竇憲率兵追擊匈奴單于，“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馀里，刻石勒功”而還。燕然，即燕然山，今名杭愛山，在蒙古國境內。

夕陽秋色圖【宋】 馬麟 日本根津美術館藏

鑒賞 宋仁宗時期，西北的黨項族日漸強大，其首領元昊建立夏國，史稱西夏。北宋與西夏作戰，屢次失敗。后來范仲淹在宋仁宗慶歷元年到三年(1041-1043)的四年間，與韓琦鎮守陜西，負責西北邊境的防御，一時號令嚴明，穩定了局勢，同時也對西夏形成了強大的威懾力。當時邊民中流傳著一句俗諺：“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這首《漁家傲》就是作于邊帥任上。詞中表達了決心守邊御敵的英雄氣概，同時也反映了邊境生活的艱苦和作者思鄉的情感。

上闋描寫邊塞風光，用筆簡練，境界蒼茫悲涼。詞作開篇直寫邊塞之秋的風景，一個“異”字概括了邊塞風景與中原、江南的巨大差別。在作者筆下，顯然這種差異并不是邊塞風景較好，要不然為什么連大雁都視去如歸、毫無留意呢? 通過對大雁南歸無留意的敘述，反襯了邊塞自然環境的惡劣和戍邊士卒的思鄉盼歸之情。“四面邊聲”三句分別從聽覺和視覺角度描述了邊塞的自然地理特征和軍旅氣氛。時已秋天，馬鳴、風號、鼓角之聲，似喧鬧而闐寂。因為在這看似熱鬧的聲響里，卻唯獨人聲被掩蓋了，所以稱之為“邊聲”。群山如嶂，長煙如帶，落日如輪，孤城緊閉，既寫出了邊塞風景的蒼涼肅殺，也透露出了邊區軍事氣氛的緊張悲壯。正如唐圭璋所云：“千嶂落日，孤城自閉，其氣魄之大，正與‘風吹草低見牛羊’同妙。加之邊聲四起，征人聞之，愈難為懷。”(《唐宋詞簡釋》)

下闋直接抒寫戍邊懷抱和思鄉念親之情。家國之情，自古是人們的一個重要的情感范疇。一方面是個人家庭的幸福，一方面是國家的安全穩定。從古至今，許多仁人志士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為砥礪，守御邊疆，保家衛國。常年在那樣荒涼而又緊張的環境中生活，思鄉念親是難以避免的。然而家鄉遠在萬里之外，將軍征夫只好借酒澆愁，聊以自慰。作者是一個有著雄心抱負的有志男兒，“燕然未勒歸無計”表現了殺敵報國、建立功勛的愿望。《宋史·范仲淹傳》說他“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甚至他在慶歷三年(1043)召拜參知政事后，“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表現了強烈的責任感和保家衛國的意識。與那些“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唐高適《燕歌行》)的腐敗邊疆將帥不同，范仲淹治軍嚴謹，在那羌管悠悠、嚴霜滿地的環境中，面對士卒思鄉心切、難以入眠，作者“憂士卒之所憂”，亦深夜難眠。這里的將軍不是追求“一將功成萬骨枯”，而是和士兵一樣，既有保家衛國的憂患意識，也有思鄉念親的情懷，更有體恤士卒、早日平定邊疆、讓士卒返回家鄉團聚的深切愿望。所以這里的“將軍白發”可以看作是將軍戍邊日久，兩鬢生白發，更可以看作是良將那種更多承擔和辛苦勞累的結果。

此詞抒寫悲涼懷抱，突破了詞限于寫男女風月的界限，表現了沉雄開闊的意境和蒼涼悲壯的氣概，對以蘇軾、辛棄疾等為代表的豪放派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響。(李飛躍)

集評 宋·魏泰：“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為窮塞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出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東軒筆錄》卷一一)

唐圭璋：“羌管’一句，點出入夜景色，霜華滿地，嚴寒透骨，此時情況，較黃昏日落之時，尤為凄悲。末句，直道將軍與三軍之愁苦，大筆凝重而沉痛。惟士氣如此，何以克敵制勝?故歐公譏為‘窮塞主’也。”(《唐宋詞簡釋》)

鏈接 《漁家傲》詞牌。《漁家傲》不見于唐、五代人的詞作中，《詞譜》卷一四認為：“此調始自晏殊，因詞有‘神仙一曲漁家傲’句，取以為名。”雙調，六十二字，上下片字數、平仄相同，仄韻。

詞論。人們對詞的評論，謂之詞論，它借鑒了至宋代發展得已經比較完整的“詩論”的部分術語和方式，又努力體現出其獨有的風貌，如抓住詞“別是一家”的分界，討論其音樂文學的特征等。五代至北宋中葉，偶有“詞論”之作，大都出現在“詞序”之中，如五代歐陽炯《花間集序》等。中葉以后，“詞序”大量增加，且在宋人的筆記和詩話中也出現了對詞的評論。李清照的《詞論》是最早的完整的“詞論”之作。南宋以來，“詞論”專著不斷涌現，如王灼的《碧雞f漫志》、張炎的《詞源》、沈義父的《樂府指迷》等。清代是“詞論”最為興盛發達的時期，“詞話”作為“詞論”的重要形式，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近現代以來，具有現代理論意識的專篇詞學論文和專著開始出現，“詞論”從此進入 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據王兆鵬、劉尊明《宋詞大辭典》)

宋夏和議。西夏原為北宋屬地，經李繼遷、李德明父子的奠基與發展，不斷為黨項政權拓展了生存空間。仁宗景祐五年(1038)元昊稱帝，定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建立西夏。北宋王朝大為震驚，派兵征討，卻先后在三川口(今陜西安塞東)、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北)與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戰敗。盡管西夏在軍事上占了上風，但連年戰爭也使西夏社會經濟遭受破壞，“軍民死亡，創痍過半”，難以與國土遼闊的宋朝長期對抗，便提出和議。宋朝在加強西北防御的同時，也決定仿效澶淵之盟的方式，“稍易其名，順時而撫”，同意與西夏議和。慶歷四年(1044)，宋夏訂立和議，主要內容為：夏對宋稱臣，宋冊封元昊為西夏國主;每年賜夏銀7萬兩，絹15萬匹，茶3萬斤;兩國在沿邊開設榷場，恢復互市貿易。宋夏和議確立了宋與夏的關系，使西夏成為維系宋、遼之間平衡的重要砝碼，標志著宋與遼、夏鼎峙局面的最終確立，也直接影響了其后宋、金、夏的格局。宋夏和議后，雙方關系處于相對和平狀態，西夏雖曾多次侵擾北宋邊境，但均沒有形成大規模的戰爭。和議對雙方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帶來了和平環境與榷場貿易，是不可忽視的外部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