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鑒賞《兩宋詞·劉辰翁·永遇樂》劉辰翁

劉辰翁

余自乙亥上元誦李易安《永遇樂》^①，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聞此詞，輒不自堪。遂依其聲，又托之易安自喻。雖辭情不及，而悲苦過之。

璧月初晴^②，黛云遠澹^③，春事誰主。禁苑嬌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許^④。香塵暗陌^⑤，華燈明晝，長是懶攜手去。誰知道，斷煙禁夜，滿城似愁風雨^⑥。宣和舊日，臨安南渡，芳景猶自如故^⑦。緗帙流離^⑧，風鬟三五^⑨，能賦詞最苦。江南無路，鄜州今夜^⑩，此苦又誰知否。 空相對，殘釭無寐⁽¹¹⁾，滿村社鼓⁽¹²⁾。

注釋 ①乙亥：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此詞寫于宋端宗景炎二年(1278)。三年來劉辰翁一直處在輾轉流離中。李易安，即李清照，號易安居士。②璧月：形容明月皎潔如玉璧。③黛云：青色的云層。澹(dàn)：淡薄。④遽(jù)：匆忙。⑤香塵暗陌：香車經過揚起的塵土皆香。陸游《老學庵筆記》：“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婦女上犢車，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球，車馳過，香煙如云，數里不絕，塵土皆香。”⑥斷煙禁夜：南宋時每至元宵節，張燈結彩，香塵滿路，而元初于元宵節禁燈。滿城句：語出賀鑄《青玉案》：“為問閑愁都幾許? 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⑦芳景：語出《世說新語·言語》：“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⑧緗帙(zhì)：包在書卷外的淺黃色封套，代指書卷。此句暗指李清照南渡后金石書籍散佚，顛沛流離之事。⑨風鬟三五：化用李清照《永遇樂》“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詞意。⑩鄜州今夜：用唐杜甫《月夜》詩意：“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11)釭(gāng)：燈。 (12)社鼓：社祭的鼓聲。 農村常于元宵之夜舉行祈求豐年的祭神儀式。

鑒賞 晉人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世說新語·任誕》)，如今劉辰翁每聞李清照《永遇樂》，“輒不自堪”。想必是同樣的際遇和悲愁觸動了劉辰翁的內心，三年來他不僅為這首詞落了許多眼淚，甚至還用同一個韻腳托易安以自喻，重新寫了一首《永遇樂》，可見這詞在他心中的分量極重。“辭情不及”是詞人的自謙，“悲苦過之”則是直陳實情。李清照作《永遇樂》時，北宋還有半壁江山，而到劉辰翁作此詞的景炎二年(1278)，南宋王朝已經基本宣告滅亡，從此身為漢人的劉辰翁將要接受異族的統治，這是比李清照當年更為殘酷的歷史現實。

李清照《永遇樂》寫元宵，起筆從元夕絢麗暮景寫起，“落日镕金，暮云合璧”，劉辰翁此詞亦從元夕清朗夜景寫起：“璧月初晴，黛云遠澹。”同寫璧月，同寫云彩，起筆相似。“春事誰主”的疑問使詞作跌入“送春去。春去人間無路”(《蘭陵王·丙子送春》)的沉痛。接以對句寫宋室宮苑風光，春寒中宮室尚沉浸在“嬌寒”“倦暖”的迷霧與安寧中，但“前度遽如許”打破寧靜，情景匆匆逝去，詞意在此一轉。“香塵暗陌，華燈明晝”，這組對句仍在極力描摹臨安元宵節的盛美繁華，而“長是懶攜手去”的倦怠落寞再次使詞意轉折，以上幾句穿插著今昔盛衰與麗景哀情的對比。“誰知道”三句，遙想臨安城中此時的冷寂，“斷煙禁夜”“似愁風雨”再一次與“華燈明晝”“湖堤倦暖”形成強烈對比。

上闋是對元宵節今昔之景的縱橫描寫，下闋則由景抒情，展開想象。“宣和”以下三句，寫李清照南渡臨安后，常憶及宣和年間的汴京舊事，“芳景”一句暗用《世說新語·言語》中“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的典故。“緗帙流離”以下三句，寫李清照當年南渡時，夫死家破，書籍散佚，輾轉流離的悲慘經歷，元夕之夜女詞人容顏憔悴，心酸憂愁，所賦詞作也“最苦”。“江南無路”是如“送春去。春去人間無路”的絕望，而“鄜州今夜”又是夫死家亡之后望月的凄涼，在這國破、家亡、夫死、身老的重重打擊下，詞人對李清照的同情和體認也在這一刻達到高潮：“此苦又誰知否。”這反問昭示著答案的無情：無人知道這份苦楚。

于是歇拍漸入冷寂：“空相對，殘釭無寐，滿村社鼓。”“空”是寂寥，“無寐”是難眠，耳邊傳來的聲聲社鼓，再也敲不起女詞人心中一絲慰藉，那正是“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這一幕的再現。這一段表面上是對李清照身世的想象，實際句句都可暗指今夕的詞人自身。同是經歷國土淪陷、改朝換代，同是流落他鄉，同是受著家破人亡的痛苦，同是痛定思痛，“賦詞最苦”!

這首詞并沒有一味寫李清照，也沒有一味寫自身，而是交融了二者的今昔盛衰之感，個人身世之悲，融自身之嘆入他人之悲。劉辰翁是李清照的讀者，他體認到李清照晚年的傷痛，寫下這首《永遇樂》，綰合了自身與李清照兩人的悲苦情愁。在這兩場命運、雙重痛苦的沖擊下，后來的讀者得以更深地理解詞人的傷痛。(黃阿莎)

石城圖(局部) 【清】 陳卓 故宮博物院藏

鏈接 宋代主要的刻書中心。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鼎盛時期，在全國范圍之內，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刻書中心。到了南宋時期，全國十幾路地方，幾乎無處不刻書，當時書籍中所謂的“嚴州本”“明州本”“越州本”分別是出自嚴州(今浙江建德)、慶元府(今浙江寧波)、紹興府;建康府(今江蘇南京)、衢州、福州、湖州、婺州(今浙江金華)也是南宋時期著名的刻書處;就連孤懸海外的海南島瓊州，也刻了醫書。

雕版印刷技術對邊疆少數民族文化教育的促進作用。雕版印刷術在宋代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并開始大量地印刷各種書籍，對推動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意義重大。在文化的交流中，北方各少數民族政權也逐漸掌握了雕版印刷技術，并開始刊刻書籍，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北方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文化和宗教的發展。契丹族統治者因篤信佛教，遼代在燕京(今北京)設立了印經院，曾木刻了兩部《大藏經》(一部是五千余卷的大字卷軸本，一部是不滿千冊的紙薄字密的小字本)。除此之外，還刻印了字書《龍龕手鏡》、葛洪的醫書《肘后方》、蘇東坡的《大蘇小集》以及唐代李翰的童蒙讀物《蒙求》等。地處西北的西夏政權除了刻印佛經之外，還用西夏文翻譯了不少儒家經典和包括《孫子兵法》在內的許多兵書，并付諸刊刻。在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中，雕版印書最多的當數金。金政權統治區域內曾先后出現了南京(今河南開封)、平陽、太原、寧晉等刻書中心。金代的國子監曾刻印“六經”“十七史”等重要的經史著作。其中，金代最為著名的刻書盛事當首推佛藏《趙城金藏》和道藏《大金玄都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