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研究《中國現當代政治思想的詩化表現》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進軍井岡山，10月創建了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這之前、之間、之后，確實是“憶往昔崢嶸歲月稠”。當時中國正處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高漲時期，工人起義、農民運動此起彼伏，軍事、政治、思想斗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尖銳、激烈、復雜、廣泛。這段時期，毛澤東寫了《沁園春·長沙》、《菩薩蠻·黃鶴樓》、《西江月·井岡山》等詩詞，史詩般地反映了當時中國激烈的階級斗爭、嚴酷的政治較量、深刻的思想變遷。

策馬踏上長征途、揮師奏凱全中國的毛澤東，在崢嶸歲月里，寄情于雪山草地，興嘯于長河大海，寫下了大量輝煌的詩篇。這不完全是出于一位革命家的豪情，更不完全是一位書生奮發的意氣，他是和為中國革命成功、為人民解放而英勇奮戰的大批中國共產黨人一道，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以槍桿子奪得政權，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整整一段光輝歷程的藝術結晶，是這一歷程的思想寶庫——毛澤東思想的藝術表現。的確，就毛澤東詩詞的寫作年代、背景、本身的內容來看，它無疑是毛澤東思想另一種形式的表述，甚至以其特有的傳統魅力豐富了毛澤東思想，使之能得到更為廣泛、更為深入的宣傳。作為創造毛澤東思想的最杰出、最偉大的代表人物，毛澤東所寫下的詩詞，并不單純是歷史的記錄、情感的披露、藝術的探求，它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體現毛澤東思維特征、詩藝才情、思想精髓，為全黨、全民共同認定、擁護、運用和發展的精神綱領。

(一)詩人的浪漫主義和革命家的浪漫主義

人們在欣賞接受毛澤東詩詞的時候，往往容易以領袖人物、統帥地位、政治影響等因素先入為主。在各別的具體接受過程中，這本不足為怪。因為毛澤東作為中國人民的領袖，他的詩詞創作是中國革命史的寫照，更是一位巨人堅實的腳步和心靈巨大的回聲。可以這樣說，領袖的一篇詩詞就是時代風云變幻的大文章，其綱、其線不是現實一種簡單機械的反映，而是揭示了中國革命必勝的客觀規律，在字、詞、句、章中間，世事的波瀾、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范、作者的人格魅力畢現無遺，展示了一代偉人集無數人民智慧于一身，孜孜以求探索中國革命成功進程的非凡創造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詩詞是偉大革命家心靈最深處的精神與天涯最遠處的夢想藝術結晶的典范。透過它來觀照中國革命的實踐，就會發現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以大無畏的氣魄，率領中華各族兒女奪取全國的勝利，這既是馬列主義理論的實踐運動，又是社會主義的科學創造。而毛澤東戰爭年代和建設時期寫下的光輝詩篇，就集政治、軍事、思想、文化于一身，它的主體地位，它的崇高威望，自然是眾口一詞了。

這樣，毛澤東詩詞中所具有濃郁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風格，就不單純是創作手法，它們是作為革命家和詩人的毛澤東洞察革命實際、探索馬列主義在中國實踐的道路，懷抱救國救民的理想的一種源于心靈深處的情感基礎，一種認知世界的思想方式，一種由獨特的人生閱歷積淀而成的心理品格，一種擁抱歷史，創造未來的文化傳統。

無論是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還是他作為全黨領袖之后的那些歲月，他的筆端流淌出的詩詞，始終大都如“鐵板豪唱大江東”，奔放雄健、氣魄宏大，這與其說只是緣于毛澤東的個人藝術氣質，還不如說更是如火如荼的時代使然。從毛澤東見諸于世最早的《沁園春·長沙》來看，一聲“獨立寒秋”起句，交代了作者孤身一人到橘子洲，同時突出了當時嚴峻的形勢，而后“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又把個人的情感融化到為國為民憂心如焚的時代大潮之中。1925年正是各地農民運動風起云涌與反動勢力作殊死搏斗之際，現實的殘酷、艱苦并沒有摧垮革命黨人的意志，相反更激起了他們英勇奮爭的決心。詞的最后三句：“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以深沉有力的問句作結，既是對過去崢嶸歲月的懷念，也是對今后人生之路的一種向往，更是對革命理想的一種帶有挑戰性的執著追求。詞中表現出的毛澤東的文化品格既有對形勢所采取的現實主義，又有對未來所采取的浪漫主義。大地蒼茫，革命征途同樣蒼茫，“問”不僅是把握一時一刻的雄心，而且也是洞察遙遠將來的大略。1927年春寫下的《菩薩蠻·黃鶴樓》，表面好像是勾勒一幅自然風景畫，其實描繪的是一幅政治風云圖，這是用浪漫的手法刻畫當時嚴峻的現實，將1927年蔣介石策劃的“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筆寫意藝術性托出。在“龜蛇鎖大江”的現實中，毛澤東“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此時此際的中國，多么需要無畏的勇氣和獻身的精神!

1928年秋寫下的《西江月·井岡山》記述的是這年4月到7月，敵人對井岡山根據地兩次瘋狂圍剿。“八月三十日敵湘贛兩軍各一部乘我軍欲歸未歸之際，攻擊井岡山。我守軍不足一營，憑險抵抗，將敵擊潰，保存了這個根據地。”(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這就是有名的黃洋界保衛戰。一句“我自巋然不動”，一方面顯示了英勇紅軍準備充足，堅如磐石的精神風貌，另一方面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的軍事思想。這一思想在毛澤東1946年8月發表的《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得到精練的嚴密的體現。“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是從戰略上說的;“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戰爭年代毛澤東的詩詞所表現的浪漫主義，大都緣于這種認識。典型的如《采桑子·重陽》、《如夢令·元旦》、《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憶秦娥·婁山關》、《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沁園春·雪》等。由詩詞內容和時間跨度來看，這些詩詞充分勾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爛漫征程。革命取得最后的勝利靠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靠的是千百萬共產黨人的浴血奮戰以及具體環節的“寸土必爭”。毛澤東詩詞所具有的這種浪漫主義，不僅體現在每一重大的行動之上，而且還深深地浸透于他的思想、心靈，更集中反映了他的階級、政黨、人民的意志，并統一而成為一種戰無不勝的力量。“戰地黃花分外香”(《采桑子·重陽》)是寫景，也是抒情。1929年，毛澤東領導紅軍打了許多勝仗，建立了閩西根據地，作者置身改造世界的歷史階段，心頭充滿了喜悅。“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是一種政權建設的理論，也是毛澤東改造舊世界的思想基礎。他還說“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凡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辟道路”。從革命壯大、抗日戰爭勝利、解放戰爭勝利來看，堅持武裝斗爭，建立根據地，壯大革命隊伍都是依靠這一思想。“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能改造。”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詩人將浪漫主義的豪情推上了極至，唱出了戰爭史上的最強音。在浪漫主義的觀照中，發出“誰持彩練當空舞”(《菩薩蠻·大柏地》)的疑問，果敢斷喝“風景這邊獨好”(《清平樂·會昌》。面對“雄關漫道真如鐵”，回答是自豪的“而今邁步從頭越”(《憶秦娥·婁山關》)。還有“風展紅旗如畫”(《如夢令·元旦》)、“風卷紅旗過大關”(《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橫掃千軍如卷席”(《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等等。這些“在馬背上哼成的”詩詞是現實主義的，更是浪漫主義的，充分體現了革命家和詩人精神的統一。

(二)燭照現當代中國社會，點亮詩人精神世界的辯證唯物史觀

掌握先進的哲學觀用于指導改造世界，這是每一個時代革命者所孜孜以求的。與唯心主義和有神論作斗爭而逐漸發展起來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是構成中國哲學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早在諸子爭論、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伴隨社會制度由奴隸制度向封建制度轉變，唯物主義同唯心主義，無神論同有神論就展開了激烈的論爭。戰國末期，荀況首次提出了“天行有常”、人道“能群”、“天命可制”的天人關系論，把我國樸素唯物主義哲學提高了一步;漢代有王充、司馬遷、揚雄;南朝有范縝;唐代有柳宗元、劉禹錫;宋代有張載、陳亮;明清之際，又涌現出黃宗羲、顧炎武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家。特別是清初王夫之，在理氣(道器)、心物(知行)、天人(理欲)等方面，把我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理論形態發展到了高峰。而到近代嚴復等人在此基礎上又汲取了西方機械唯物主義，孫中山則把唯物思想用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締造和社會改良之中。貫穿于中國共產黨人行動之中的毛澤東哲學思想，則是在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在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哲學的同時，最終形成了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觀。1937年7月發表《實踐論》、8月發表《矛盾論》，不僅標志著毛澤東思想有了明確的內涵，而且表明這是在批判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特別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全面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哲學理論產物。

詩言志，歌詠言。詩是語言的精華。而“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頁)。領導一次亙古未有的革命的毛澤東，熟練地運用詩詞和哲學分析時代的癥結，描述歷史的風云，在他的詩詞和哲學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一條貫穿現當代中國社會的紅線，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我們說毛澤東詩詞和哲學著作影響了現當代中國的社會，也包含說現當代中國社會的歷史豐富了毛澤東詩詞和哲學所要反映的內容。在毛澤東那里，詩詞與哲學得到了完美的結合。這里有三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指毛澤東詩詞的名章范句含有濃厚的哲理智慧;第二層意思是指兩者可以相互比照，甚至在內核上可以換位;第三層意思是指作者本人自覺不自覺地把二者視為同胎兄弟。

我們注意到，在毛澤東詩詞中有兩首同詞牌的詞，這就是《沁園春·長沙》和《沁園春·雪》。前者的結句是“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后者的收尾是“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一問一答，問得懇切，答得堅決，兩者意脈相承，遙相呼應。前者寫于1925年，后者寫于1936年，顯然，誰都知道這兩首詞中出場的主人公是誰，大家也都了解這十余年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這歷史進程中，作為一位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毛澤東，在哲學領域有一個著名的論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而在上述兩首詩詞中，他則用高度藝術的手法，將這個哲學命題予以頌揚。我們還可以深入一步分析，“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基調渾厚而略帶憂愁，因為那時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畢竟還在黑暗中摸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則充滿了自豪、自信，因為馬列主義已成為全黨的意志。

源于辯證唯物論哲學觀的毛澤東詩詞，寓情賦意反映了整個社會進程的辯證發展規律。而從唯物論的角度吐納歷史萬千氣象，現當代中國社會的脈搏就必定跳蕩在毛澤東這樣一代偉人的詩詞之中。毛澤東詩詞不僅記載了現當代中國的歷史，而且還從另外一個角度揭示了這些歷史變革中的辯證唯物法則。

如果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一段時間，毛澤東詩詞中的唯物史觀，主要表現為采取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現實相符的斗爭策略的話，那么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此種唯物史觀在毛澤東詩詞中的再現，則是一種歷史的延續，并因現實社會的變遷，呈現出螺旋上升的趨勢。

在毛澤東的全部詩詞中，一詩而聯系新舊兩個時代的，當推《七律·和柳亞子先生》和《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兩首詩詞。無論是暢談人生懷想，還是縱論古今變遷，其間透露的辯證唯物思想一直灼灼閃耀光華。拿《七律》中“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兩句來說，雖是只針對當時柳亞子郁郁不平的心理而言，卻帶有普遍意義。放開眼界，擴大胸懷，看問題應從革命、國家、人民的利益出發，不要斤斤計較個人得失，這是毛澤東處理問題，尤其是對知識分子所采取政策的尺度。而在《浣溪沙》一詞中的“一唱雄雞天下白”的豪情，正是對幾十年革命實踐的肯定，也是對現實火熱斗爭的客觀描繪。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天下莫不欣喜于斯，詩人能不引吭高歌?!

唯物史觀不僅表現在對理想的描繪，而且還表現在對自然的認識。“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七律二首·送瘟神》)，屬于典型的唯物史觀，同時又加上了“只爭朝夕”的緊迫感，其間“人生易老”的感悟潛伏在對火熱生活的歌頌之中。而“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則顯示了一位唯物主義思想家不同尋常的哲學觀念，即所謂“人定勝天”的思想。然而我們也無須諱言，無論是大躍進，還是反修斗爭，毛澤東本意是想加快改造一個舊世界創立一個新世界的速度，再加上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各地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和創造精神表現過高、脫離了實際，毛澤東等領導人不免求成心切，各地出現了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等非唯物主義思想的泛濫。這些，也曲折地反映到了毛澤東詩詞中。從“喜看稻菽千重浪”到“五洲震蕩風雷激”，固然有毛詩一貫的豪放，但也不能不看到與當時現實并不完全相符的深層脫節的一面。

(三)斗爭意志和革命實踐的藝術反映

在所有藝術門類中，為什么毛澤東主要選擇詩詞作為他抒發心聲的媒介?這當然與他早年熟讀各種古典名著、研修中國古代文化有關，另一個重要因素恐怕在于詩詞可以自由地揮發其浪漫的心聲。那種縱橫捭闔、上下五千年、古今一瞬間的藝術容量恰恰合乎毛澤東本身胸懷天下、指點江山的宏大心魄。然而就是在詩詞王國里任意揮灑的毛澤東，多少年之后論及詩詞時仍還感到有所缺憾。在給《詩刊》編輯部的《關于詩的一封信》中，這位偉人說過，“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比起自由的思想，詩詞作為語言藝術的一種，當然有所局限也勢在難免，問題恐怕在于，他親筆書下“詩言志”這三個大字時，所想到的，也許是苦于不能找到更為有效的工具來記錄他的思想、映照他的靈魂。在同一封信中，他還說：“這些東西，我歷來不愿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么特色。”眾所周知，毛澤東詩詞開當代古體詩詞創作之先河，其博大的藝術空間和精深的思想內涵是任何人無可比擬的。特別是繼承傳統詩詞的藝術特征方面更是創新尤加，其詩詞的藝術魅力也為眾多行家里手交口稱贊，一時競相唱和。所謂“詩味不多”恐不盡是自謙之詞，深層心理是指詞詩滿足不了他極其豐富的革命情感的抒發，對革命實踐的寫照也不能在詩詞間畢現無遺。這一點恐怕是毛澤東寫作詩詞時放在第一位思考的。在歷史的浪漫畫卷映襯之下，一位從韶山沖走出的少年，歷經艱辛，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主帥。他同時面對本土的現實和域外的風云，面對種種“左”、右傾思想的激烈斗爭和各式人等的多樣面孔，面對先驅者的足跡和后來者的眼光，為革命，他犧牲了六七位自己的親人，而中國共產黨人也犧牲了千千萬萬!毛澤東所選擇的革命之路是最為獨特的，他心靈深處的斗爭意志也是最為堅決的。

這就決定了詩詞難以徹底地表達此種生命意志和偉大的抱負。因此，其“束縛思想”一說并不是簡單地就舊詩的陳條苛律來講，而是具有思想超過藝術載體的痛苦詰問，是一種超強的意志得不到最為自由地渲泄之后的內心表白。

以毛澤東建國前后所作的詩詞為例，我們就可以更為明了地看到其詩詞中的斗爭意志對中國現當代社會的影響。

歷來有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之說的中國現當代社會，呈現出中國內部、中國與外國存在復雜斗爭的局面。如何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好幾代中國共產黨人苦苦思索的問題。從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炮火中勝利走來的毛澤東及其戰友們，在思想深處樹著一桿大旗，上面高寫著“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八個大字。建國后對一系列重大社會歷史事件的處理正是這種精神發展的軌跡。

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揮筆寫下《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一詩，當時革命形勢可用詩中開篇兩句來形容：“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這是一種“直掛云帆濟蒼海”的抱負實現的喜悅，也是火熱的斗爭生活的生動寫照。而此等恢弘氣勢來源于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力排眾議，主張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策。毛澤東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的詩句闡明了他的唯物史觀。這種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是毛澤東斗爭意志最好的佐證。

應該看到，自力更生的斗爭意志出于人民是真正的英雄這一歷史論斷，同時又成為教育人民的良好精神武器。至1954年共和國成立的四個年頭里，黨和人民取得了四個方面的勝利。這就是反對唯心主義宣傳唯物主義、鎮壓反革命、糧食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以后，中國要向哪兒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思想上是不清楚的。”有鑒于此，“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浪淘沙·北戴河》)就是出于這樣的憂患意識，最后一句“換了人間”豪邁作答，戛然而斷，沒有昭昭之心是難以這般斬釘截鐵的。

斗爭意識不僅表現為對敵人的韌的戰斗，而且表現為對一切自然困苦的蔑視。在《七律二首·送瘟神》詩中，毛澤東以風趣幽默的筆法嘲笑“瘟君”，“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這是大無畏的氣概，也是斗爭精神在閃光。當然也應該看到，這兩首詩實則上也是對大躍進初期，追求高指標、高速度而全國千軍萬馬齊上陣那種特定時期狂熱情緒的肯定。毛澤東從“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壯烈圖畫中，看到了“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的巨大熱情。在他看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斗爭意志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然而，這種意志在調動億萬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熱情方面雖具有很大的積極性，同時也因歷史條件的不同而產生了相當的消極性，甚至消極性曾一度成為主流，使中國當代社會的政治運動、經濟建設、文化發展諸多變革趨于頻繁復雜，深深地烙上了毛澤東時代的印記。毛澤東以他非凡的才能和對中國革命的獨特作用，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前蘇聯當權派走了一條與列寧所創辦的社會主義國家大相徑庭的路，甚至在中國遭遇三年自然災害之際，蘇聯更背信棄義，單方面割斷與我國的聯系，把兩黨從信念的差異發展到在各個合作領域斷交的境地。為此，毛澤東提出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口號，這種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業精神，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的偉大創造。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毛澤東這一決策更體現了他一貫堅持的斗爭意志。

《七律·冬云》與《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兩首詩詞中，有兩個相同意象：“蒼蠅”。這類卑微之物入詩本身就不同凡響。要知在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經波折，同時，美國武裝勢力不斷侵入我國領海空進行軍事挑釁和戰爭威脅，印度軍隊從1961年，特別是從1962年起，不斷侵入我國西藏和新疆地區，年輕的共和國到底向何處去?《七律·冬云》上半首以“雪壓冬云白絮飛”之自然景象，描繪了一幅“黑云壓城城欲摧”的嚴峻局面。這是壞事，也是好事。毛澤東曾說“大風大浪也不可怕。人類社會就是從大風大浪中發展起來的。”“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完全是一副挑戰的姿態，是不屈不撓，是蔑視一切敵手的大無畏的面貌。至于《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一詞，開篇便是一句“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形象地透露了“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都是紙老虎”的論斷，連整個世界在毛澤東筆下也都以“小小”冠之。面對“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毛澤東放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這充滿斗爭激情的口號，一掃溫柔敦厚的詩風，幾乎是從心底噴發出來的。這種斗爭意志決不是弱小民族遭受凌辱之后無可奈何的絕唱，而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堅決走自己道路的誓言，它代表全黨的意志，并且堅定了亞非拉其他民族對共產主義運動的信心。毛澤東曾說：“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于戰斗，不怕困難，前仆后繼，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都會被消滅。”這充分體現了徹底的不妥協的斗爭原則。

意志不能停留在口頭或書面，它必須轉化為行動，才可以成為戰勝敵手的有力武器。“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不僅表明了斗爭到底的決心，而且對自己也是一種鞭策，有奮起直追、毫不懈怠之意。“朝夕”雖為瞬間之意，但體現了斗爭的長期性、持久性和緊迫性。

毛澤東詩詞中的斗爭意志在特定社會里成了全黨行動綱領，影響了中國現當代社會的發展。不幸的是以政治斗爭為中心的社會變革沖淡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大潮，使社會主要矛盾即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長期得不到正確的認識和解決，而一些不占主要地位的矛盾成了全黨工作的中心，整個社會的進步出現動蕩和搖擺。1962年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雖然作出有益于我國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相關政策，但對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情況卻作出了錯誤的分析，逐漸導致了階級斗爭愈益成為全社會的主課，最終引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斗爭意志作為一種思想和行動，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但自有其發展的規律。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集中表現在對理想的執著追求和不屈不撓的信念等方面;作為行動哲學，它必須因社會矛盾的發展而進行自我調控，決不能成為左右一切的一成不變的“法寶”。在毛澤東詩詞中.其斗爭意志當然也有一個長期發展變化的過程。在革命早期，其斗爭意志主要在于改造舊世界的理想追求之中。在階級斗爭白熾化的時期，它能促使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建國后，毛澤東的斗爭意志一方面保持正確性，但又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曲折，甚至錯誤。詩詞化的斗爭意志來源于對現實生活的體驗，同時又反作用實踐之中，這同樣離不開毛澤東這特殊的創作主體。詩詞之于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只是毛澤東對其時代影響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