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研究《七律》

讀《封建論》，呈郭老

▲一九七三年八月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創作背景】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周恩來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過程中，周恩來同志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毛澤東同志卻錯誤地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并且使王洪文當上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加強。”

“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同有的地方和單位清查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同志的。毛澤東同志先是批準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后，又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操縱‘組閣’的野心。”

這些論述對所謂“批林批孔”運動的來龍去脈以及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作了扼要的說明和批評。根據目前所能接觸到的一些材料，茲對有關的具體史實略作交代，聊供參考：

1968年10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式上，毛澤東說：我這個人有點偏向，不那么喜歡孔夫子，贊成說他代表奴隸主、舊貴族的觀點，不贊成說他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因此郭老的《十批判書》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贊成。

1973年3月，黨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在談到批判林彪的問題時，提出要批判孔子。

5月，江青去見毛澤東，看到桌上放著郭沫若所著《十批判書》的大字本。毛澤東送了江青一本，并說：我的目的是為了批判用的。他還順口念了四句：“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7月4日，毛澤東召見王洪文、張春橋，對他們說：郭老在《十批判書》里頭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

8月5日，毛澤東召見江青，令她記錄了上面那首《七律》詩，并向她講了中國歷史上儒、法斗爭的一些情況。毛澤東說：法家主張中央集權制、郡縣制，在歷史上一般說是向前進的，它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它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它是厚古薄今的，開倒車的。據江青后來傳達說，毛澤東還講：郭老對待秦始皇、對待孔子那種態度和林彪一樣。

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親自批發的廣東中山大學楊榮國教授的文章《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

9月23日，毛澤東在接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按：林彪反革命集團在其政變計劃《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攻擊毛澤東“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他是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發了中共中央1974年第一號文件，將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轉發給全黨，供批判用。隨即，“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毛澤東發動這場批判運動，不僅是因為林彪私下推崇過孔孟之道而借此從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而且是要借宣傳所謂歷史上法家堅持變革和儒家反對變革的斗爭來維護“文化大革命”。

江青反革命集團為了鞏固和擴大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得的權勢，竭力利用“批林批孔”運動大做文章。他們打著“批林批孔”和總結儒法斗爭歷史經驗的幌子，批周公，批“宰相”，批所謂“現代大儒”，吹捧“女皇”，宣揚漢代的呂后、唐代的武則天，實際上是將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作為攻擊的目標，并為江青等篡黨奪權、上臺執政制造反革命輿論。他們再次煽起了全國的動亂，使林彪事件以后經過全黨艱苦努力剛剛趨向穩定的政治局勢和有所恢復、發展的國民經濟，重新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毛澤東對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圖謀有所覺察。經他批準，中共中央于1974年4月10日發出通知，規定“批林批孔”運動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斗隊一類群眾組織，也不要搞跨行業、跨地區一類的串連。又于7月1日發出《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毛澤東還對江青等進行了多次批評和警告。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搞幫派活動，并當眾宣布：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同年10月至12月，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籌備期間，他又兩次告誡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不要搞“四人幫”，江青有野心。他還重申應由周恩來主持黨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并重新對鄧小平委以重任，從而挫敗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組閣”陰謀，保證了四屆人大的順利召開。



【注釋】

[小序]封建論，唐代柳宗元撰寫的一篇著名的政論文。所論之“封建”，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封建主義”、“封建社會”等，是不同的概念。它是指產生并主要存在于原始社會后期和整個奴隸社會的一種政治體制。其具體特征是古代帝王將爵位和土地賜給諸侯(在最早的時候以及后來的某些情況下，這往往是對已經實際擁有相當權力和土地的諸侯予以承認)，在封定的區域內建立邦國(進入奴隸社會后，這些諸侯邦國也和中央王朝一樣，實行世襲制)。舊史相傳，上古時黃帝建萬國，為封建之始。至周朝，其制度定型完備。這種政治體制的致命傷在于各諸侯國往往刀兵相見，爭奪并吞，由此產生的強國霸主，尾大不掉，中央王朝不但無法行使自己的政令，甚至自身的存在也難以維持，以致天下長期處于分裂和動亂的狀態，國無寧日，民不聊生。春秋、戰國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廢除封建，改置郡縣，郡縣長官由朝廷任命，隨時可以罷免。這就保證了王朝的中央集權。然而由于秦二世而亡，統治時間短暫，后代的政治家中頗有人認為封建制優于郡縣制，且封建制為上古圣王所立，不應改變。柳宗元的這篇論文批駁了這種復古倒退的觀點。它雄辯地指出，上古時代的人們在同大自然的斗爭中結合為“群”(即一定的社會部落)，“群”有君長刑政，以解決人際的爭端。而人以“群”分后，“群”與“群”之間便有更大規模的爭端，為了協調關系，遂產生了眾群之長所共同聽命的諸侯。以此類推，最后便產生了諸侯所共同擁戴的天子。由于商湯是靠著諸侯的擁護而滅夏的，周武王是靠著諸侯的擁護而滅商的，故而他們在建立新的王朝后，不能不實行封建。這樣做并非他們心甘情愿，而是由歷史條件限定的。秦始皇革封建而行郡縣制，從政治體制上來說是社會的進步，是一種成功的管理國家的模式，足資后世統治者取法。至于其二世而亡，是由于極度地奴役民眾并濫用威刑，純屬政治措施方面的失策，與體制無關。按唐代自“安史之亂”以后，軍閥藩鎮割據，在他們所統轄的區域內自行任命地方官吏，截留賦稅，不繳獻給朝廷，甚至權力世襲，成為國中之國，其性質與為害略同于春秋時期的諸侯，對中央王朝構成了心腹之患。柳宗元的這篇論文，亦是對此有感而發。郭老，詳見前《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篇詩題注文。

[勸君句]君，稱郭沫若。秦始皇，詳見前《沁園春·雪》篇“惜秦皇漢武”句注文。按郭沫若在其所撰《十批判書·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把秦始皇當作“站在奴隸主的立場”，使“已經解放了的人民，又整個化為了奴隸”，從而把社會往后扭轉的人物加以否定。毛澤東的這句詩，是針對郭沫若的這個看法，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

[焚坑句]焚坑事件，指秦始皇焚書坑儒一事。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進言反對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后所實行的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的郡縣制，要求恢復商、周兩朝的封建制，并說“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秦始皇將他的建議交給大臣們討論，丞相李斯對此議加以駁斥，提出應禁止儒生以古非今、借私學誹謗朝政;下令焚燒除秦史記以外的一切史書以及私人所藏的《詩》、《書》等儒家經典和百家學說書籍，僅保留醫藥、卜筮、種樹之類技術書籍;有敢談論《詩》、《書》者處死刑，以古非今者滅族;禁止私學，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秦始皇采納了他的主張。又，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方士盧生先欺騙秦始皇說自己能為他求得仙藥，因而受到了豐厚的賞賜，后來卻又與儒者侯生背地攻擊秦始皇，并逃亡。秦始皇大怒，派御史審問在都城咸陽的儒生，諸儒生互相告發，最后定案，違犯上年所頒禁令者凡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殺(活埋)。事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待商量，還有待于商榷，意即對此事件不要忙于定論。按古今一般議論，都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看成是專制暴行，郭沫若的《十批判書》也持這樣的觀點。毛澤東則認為秦始皇的做法是為了鎮壓奴隸制復辟勢力，鞏固封建主義的中央政權，未可厚非。早在1933年7月，魯迅先生就寫過《華德焚書異同論》一文，其中說道：“秦始皇實在冤枉得很，他的吃虧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幫閑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不錯，秦始皇燒過書，燒書是為了統一思想。但他沒有燒掉農書和醫書;他收羅許多別國的‘客卿’，并不專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種思想的。”毛澤東的看法，與魯迅較為相近。但他對秦始皇，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也并未全盤肯定。“批林批孔”運動中，當時在他身邊工作的蘆荻曾向他請教應如何評價秦始皇，他指出：秦始皇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地評論。秦始皇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進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統一六國以后，喪失了進取的方面，志得意滿，耽于佚樂，求神仙，修宮室，殘酷地壓迫人民，無聊得很。陳涉、吳廣反對暴秦，就包括反對秦始皇，完全是正義的。又，他還對護士孟錦云說：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書坑儒，以為燒了書，殺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勞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傳下去，天下永遠姓秦。結果呢?結果是“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是陳勝、吳廣、劉邦、項羽這些文化不高的人，帶頭造反了。

[祖龍句]祖龍，《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秋，秦王朝的使者夜經華陰(今屬陜西)，有山鬼攔路說道：“今年祖龍死。”南朝宋裴骃《史記集解》錄漢代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按事涉神怪，不可信。這句是說，秦始皇雖然已死，但他的業績還存留在史冊。這主要指他在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統一度量衡、貨幣和文字等方面的貢獻。

[孔學句]孔學，指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孔子，詳見前《水調歌頭·游泳》篇“子在川上曰”句注文。孔子生活的時代為春秋末期，當時奴隸主階級的統治正走向崩潰，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勢力在歷史舞臺上崛起。在這場社會大變動中，孔子站在奴隸主階級的立場上，主張“克己復禮”，維持搖搖欲墜的奴隸主貴族的等級秩序，使社會回到他心目中的理想時代——西周那樣一個奴隸主階級統治的全盛期去。這樣的政治態度無疑是守舊、倒退的，其政治目標也根本不可能實現。因此，他生前周游列國，到處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卻到處碰壁，受到冷遇。但由于后來的封建社會仍然是等級森嚴的宗法社會，孔子學說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維護等級、宗法秩序的思想有利于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又由于封建統治者在使用暴力鎮壓人民的同時還需要一種階級矛盾的緩和劑，而孔子學說中“仁政”的思想可以行之有效地用來麻痹人民，使之俯首聽命，因而在孔子死去三百多年后的漢武帝時代，其學說終于得到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重視。此后的二千年中，因受歷代封建帝王的尊崇，孔子的地位越來越高，孔學也成了封建思想文化的正統，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直到“五四”新思想、新文化運動時期，它才第一次遭到了全面而大規模的批判。秕糠，比喻瑣碎無用的東西或應該拋棄的糟粕。秕，空癟的谷粒。這句是說，孔學名聲很大，實際上卻沒有什么價值，應予唾棄。按，孔子和孔學固然有如上所述的種種可以否定之處，但作為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亦自有其值得肯定的歷史作用和地位;作為一個復雜而豐富的思想體系，孔學中也不乏其正確、合理的內容。因此，筆者以為，公允的態度是像毛澤東1938年10月所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說過的那樣：“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又按，毛澤東對孔子和孔學的一貫態度是：基本否定，但并非全盤否定。“五四”運動時期，他反孔的態度較鮮明，在1919年7月21日所撰《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他說：“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但在1943年，他又曾針對那種認為孔孟之道是中國文化之不良傳統的觀點而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1954年9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臨時會議上的談話中說：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證明孔夫子是“革命黨”，所以此人不可一筆抹殺，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孔家店”。1958年11月，他在武昌會議上說：我們共產黨看孔夫子，他當然是有地位的，因為我們是歷史主義者。但說是孔圣人，我們也是不承認的。1964年2月3日，他在春節座談會上講教育制度的改革時說：孔夫子出身貧窮，放過羊，當過吹鼓手，還作過會計。會彈琴、射箭、駕車子，還搞歷史書，不是書法，是歷史。他學會了六藝。孔夫子經常被人罵，子路來了以后，才“惡言不聞于耳”。又說：孔夫子只有六門課程：禮、樂、射、御、書、數。教出顏回、曾參、子思、孟子四大賢人。同時，他又批評說：孔夫子的教學也有問題，沒有工業、農業，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這不行。在同年6月的另一次談話中，他又說：孔夫子有些好處，但也不是很好。我們認為應該講公道話。秦始皇比孔夫子偉大得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秦始皇是第一個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文字、中國各種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第二個人超過他的。

[百代句]此句從《封建論》“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云云化出，是說自秦始皇創立郡縣制以取代封建制后，歷代歷世的封建統治者，絕大多數都遵用這種政治體制。百代，百世。

[十批句]十批，指郭沫若撰《十批判書》。全書由作者1943年至1945年初兩年間撰寫的十篇論文構成，這十篇論文的題目分別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莊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辯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韓非子的批判》、《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作為《文化研究院叢書》之一，全書于1945年9月由重慶群益出版社首次出版。毛澤東說它“不是好文章”，主要是針對書中否定秦始皇、贊美孔子(如說孔子“是順應著當時的社會變革的潮流的”，“企圖建立一個新的體系以為新來的封建社會的韌帶”云云)的議論而發的。實則此書中雖有一些觀點還可以商榷，但精辟而獨到的見解亦復不少，未可全盤否定。

[熟讀二句]子厚，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運城解州鎮)人。唐代著名的文學家和哲學家。德宗貞元九年(793年)進士，十四年(798年)復中博學宏詞科，累官至監察御史里行。積極參加王叔文集團主持的政治革新，任禮部員外郎。革新失敗后，被貶為永州(今湖南零陵一帶)司馬。后遷柳州(今屬廣西)刺史，病死于任。著有《河東先生集》。他以散文名世，與韓愈并稱“韓柳”，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也善于寫詩。所撰哲學論文，傾向于唯物主義。有傳見《舊唐書》卷一六○、《新唐書》卷一六八。文王，即周文王姬昌。他是商朝末年的諸侯，周部族的領袖，統治的區域約相當于今陜西一帶。在位50年，能任用賢才，政治號稱清明，國勢強盛。死后，其子周武王姬發在他奠定的基礎上聯合并領導其他諸侯攻滅了商紂王，建立了周王朝。孔子對他十分推崇，認為他統治的時代是理想的太平盛世。這兩句是要郭沫若多讀一讀《封建論》，不要從柳宗元那里倒退到周文王那里去。意思是說，孔子所歆羨的周文王的時代，不過是奴隸主階級統治時期的盛世，社會早已發展、前進，連唐人柳宗元都認識到秦始皇創始的郡縣制優于周代的封建制，難道我們的認識水平還要落后于柳宗元么?



【押韻格式】

本篇韻腳分別是“皇”、“量”、“糠”、“章”、“王”。



【異文】

本篇次句，別本作“焚坑事業待商量”。第三句，別本作“祖龍雖死魂猶在”。第五句，別本作“百代都行秦政制”。第八句，別本作“莫將子厚返文王”。



【鑒賞】

這是毛澤東生前以非正式出版物而公布的最后一首詩，也是一首爭議最大，引起的混亂最嚴重的詩。

這首詩，具有政論的詠史性質，也可以說是一篇用詩寫成的時事政論和“影射”史論。它就“封建制”和“郡縣制”這兩種政治體制的優劣、秦始皇和孔夫子這兩個歷史人物應如何評價等問題，與郭沫若進行商榷。由于它創作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江青反革命集團曾利用來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搞陰謀詭計，煽起新的政治動亂，致使這首本來是同志之間討論政治、歷史問題的詩作，卻因毛澤東的特殊地位而變成了“批林批孔”的“最高指示”，產生了非常不好的政治影響。當毛澤東覺察到江青等人的陰謀活動而加以阻止時，則是木已成舟、潑水難收了。而今時過境遷，當我們撇開那樣一個政治動亂的背景，也不再把毛澤東當作“神”來看待，而只把這首詩看成是他本人對某些歷史問題的個人見解，并從詩的角度來探討創作上的得失，那么，平心而論，還是一首頗有獨特見識、文筆亦稱犀利的詩作。當然，如果從毛澤東全部詩詞的思想藝術成就來分析，從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生活的角度來分析，這首詩在毛澤東詩詞創作道路上的失誤，也是顯而易見的。

這首詩的題目是《讀〈封建論〉，呈郭老》，尊稱郭沫若為“郭老”，又用了“呈”這樣的敬辭，可以看出，作者并不是以勢壓人，而是用同志的口吻對郭沫若提出善意的批評和商榷的意見。

詩的主旨是勸說郭沫若應正確地辯證地評價秦始皇這樣一個在歷史上有過重大影響的人物。且不說他統一中國，實現車同軌、書同文的歷史功績，就是他統治時期所發生的“焚書坑儒”一事，也還需要“商量”。“焚書坑儒”事件，在中國歷史上是早有定論的，提起它，人們大都眾口一辭地批判秦始皇的殘酷無道。然而，也有少數獨立思考的思想家對此持不同看法，例如注釋部分已提到的魯迅在其《華德焚書異同論》一文中的觀點。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是站在魯迅先生一邊的。他要重新審理這樁公案，“要商量”三字真是石破天驚之語。那么，他是否就認為“焚書坑儒”值得贊揚呢?看來也不可能這樣說。“要商量”不是全盤肯定，也不是全盤否定，而是說要作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其實，全面地考察，毛澤東歷來不贊成毀滅文化典籍，不贊成對政治思想上的反對派開殺戒，他并不欣賞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暴虐作法。他的意思不過是說，在秦始皇統一天下，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等等之后，需要有統一的思想以維護新生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而當時的儒生以古非今，顯然不利于鞏固秦王朝的政權。因此，他的“焚書坑儒”，有適應國家統一之政治需要的那一面，未可簡單地加以“罵殺”。詩人這里的議論不是故作驚人之語，也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有意大唱歷史反調，故讀者盡可以未必就完全接受他的觀點，但也應該看到詩人的探索精神和獨立思考精神。

然而毛澤東之所以肯定秦始皇，并不在于他的“焚書坑儒”，甚至也不僅僅在于他的統一中國，使車同軌，書同文。詩人獨具只眼，著重強調了秦始皇所開創的“郡縣制”這一能夠有效防止“封建制”造成國家分裂、戰亂頻仍之禍，保證中央集權、國家統一、長治久安的政治體制。所謂“祖龍魂死業猶在”的那個“業”，所謂“百代多行秦政治”的那個“秦政治”，即指“郡縣制”而言。從這一點出發，詩人高度評價了唐人柳宗元《封建論》這一篇精辟分析“封建制”之大弊、“郡縣制”之大利的政論文力作，而否定了企圖使中國倒退到周文王時代之“封建制”的孔夫子，批評了郭沫若那尊孔反秦的《十批判書》。當然，實事求是地說，詩人對“孔學”的徹底否定，對郭沫若《十批判書》作出的“不是好文章”的總體評價，那是過于偏激，有欠公允。把幾千年前的孔夫子和林彪聯系起來，發動億萬工農兵群眾來評法批儒，這本身就是很滑稽、很荒唐的運動;而“孔學名高實秕糠”，則成了“批林批孔”運動中的武器，這在政治生活中造成了迷狂，在文藝(詩詞)創作中造成了謬誤，在毛澤東一生光輝的詩詞生涯中，也造成了一個令人遺憾的污點。

歷來的詩論家，多對以議論入詩的作法頗有微辭。詩作為一種文學樣式，需借助形象思維，與重在抽象思維的政論文有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古往今來的詩論家們多反對以議論為詩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如果將這個問題絕對化，則也有違于藝術的辯證法。全面而正確的意見是，詩不忌于議論，惟忌議論陳腐、枯燥。宋代理學家邵雍、程顥、程頤等以講學為詩，把詩寫成押韻的語錄，說教陳腐，語言枯燥，當然是失敗的;然而誰能說像杜甫論詩絕句那樣既有真知灼見，又有雋語警句的詩不是好詩呢?執此以論毛澤東的這首政論、史論詩，我們一方面應承認她在藝術的形象性上有所欠缺，另一方面則應看到，她見識新穎而深刻(雖亦有片面性)，議論明快而駿爽，不失發人深思之處。話題回到詩詞創作上，從60年代起，毛澤東的詩情聚焦點已大大偏移。50年代，他執著于歌頌新中國的經濟建設;60年代，他熱衷于國內外的政治斗爭;70年代，他偏執于黨內外的兩條路線斗爭。然而，歷史并沒有按照毛澤東晚年的政治熱情來運行，這就使毛澤東遲暮之年的詩詞創作，同他晚年的政治主張一樣，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迷誤境地。這實在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