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服歸元化，三靈葉睿圖。

如何本初輩，自取屈氂誅。

有甚當車泣，因勞下殿趨。

何成奏云物？直是滅萑苻。

證逮符書密，辭連性命俱。

竟緣尊漢相，不早辨胡雛。

鬼箓分朝部，軍烽照上都。

敢云堪慟哭，未免怨洪爐。



丹陛猶敷奏，彤庭歘戰爭。

臨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萌。

御仗收前殿，兇徒劇背城。

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

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

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

誰瞑銜冤目，寧吞欲絕聲？

近聞開壽宴，不廢用咸英。

大和九年 (835) 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御紫宸殿，百官班定。李訓等詐言大明宮左金吾院石榴樹夜降甘露，誘使中尉仇士良等大宦官前往觀看，同時布置兵力，企圖一舉消滅他們。不料事被發覺，宦官帶禁兵五百人在皇城和外郭城大事搜捕殺掠，李訓和宰相王涯、舒元輿等人被殺害，親屬株連。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甘露之變”。從此后七十年間，宦官一直掌握軍政大權，直到唐末。

對于這樣一次官僚士大夫對宦官的斗爭，二十四歲的李商隱表明了鮮明的政治態度。他寫下了 《有感二首》、《重有感》、《故番禺侯以贓罪致不辜事覺母者他日過其門》等一組政治詩，對李訓等成事不足敗事有余諷刺感慨，對宦官專權妄為極表憤慨，對文宗昏愚軟弱既憤又憐，對無辜遇難的朝臣吏卒、小販平民深表痛惜。甘露之變已成了歷史，但在李商隱的心中，諸多感觸使他久久不能平靜。《有感二首》自注云：“乙卯年 (835) 有感，丙辰年(836)詩成。”可見，二詩醞釀成詩，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把這樣一件大事隱曲地概括在詩中，在當時朝野一片恐怖、道路以目的情況下，也是極為難得的。詩人按納不住內心的激動，經過了反復的推敲，終于用五言排律這種宜于表現莊重、典雅內容的詩體，表現了“甘露之變”這一重大題材。

“九服”二句說，中國四境的藩屬都歸附于朝廷的德化，日月星三靈也附合皇帝的英明大略，人事、天象，帖然安順。言外之意是說國家并無危亡之禍。“如何”二句一氣貫注下來，說怎么袁紹之流，竟然象劉屈氂那樣自取滅族呢？本初是袁紹的字。《后漢書·袁紹傳》 載： 漢少帝劉辯光熹元年(189) ，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事泄，何進反而被宦官所殺。袁紹勒兵入宮，捕捉宦官，無少長皆殺之。又《漢書》載： 漢武帝庶兄中山靖王之子劉屈氂，任左丞相，宦官郭穰告發他指使巫師詛咒武帝，勾結貳師將軍李廣利，欲立昌邑王為帝，被腰斬，妻、子梟首。詩中以“本初輩”比李訓、鄭注，言“屈氂誅”，指被宦官以謀反之罪而滅族，是說李訓、鄭注缺乏機謀，冒然行事，結果自取滅亡。“有甚” 二句是說，此舉雖有過于爰盎當車，以使趙談下車而泣之事，但結果卻是使皇帝下殿趨避。《漢書·爰盎傳》載： 漢文帝曾與宦者趙談同乘一車，爰盎伏車前諫阻道：“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奈何與刀鋸之余共載？”于是文帝令趙談下，談泣而下車。又《南史·梁武帝本紀》 記載： 大通年間，有童謠說：“熒惑(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此指唐文宗被宦官挾持事。“何成”二句說，這哪是什么奏報夜降之瑞物甘露，簡直是在宮中捕殺盜賊了。“萑苻(huan fu環扶)”：澤名。《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大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后世常謂盜賊為萑苻。“證逮” 二句轉到事敗以后，說宦官頻頻下令逮捕有同謀之嫌的朝官，只要詞狀稍有牽連，就一起賠上性命。“竟緣”二句說，李訓虛有其表，不能及早察識象石勒那樣奸邪的鄭注。《漢書·王商傳》載： 漢成帝時丞相王商身材高大，容貌過人。匈奴單于來朝，見商頗畏懼。成帝稱嘆說：“此真漢相矣。”李訓也是“形貌魁梧，神情灑落…… (文宗) 以其言論縱橫，謂其必能成事”(見《舊唐書·李訓傳》)，此以王商比李訓。據《晉書·石勒載記》，石勒十四歲時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異志，恐將為天下之患。”派人前去收捕，石勒已離去。后來石勒成為“五胡亂華”時期前趙的君主。《舊唐書》稱鄭注“詭辨陰狡”、“挾邪市權”，此以石勒比鄭注，指斥他懷有異志，險惡兆亂。“鬼箓” 二句說，這次事變使得朝臣半遭殺害，名列鬼箓，京師長安變成了戰場。結二句說，我怎敢說這次事變可堪痛哭，但也未免不歸怨于洪爐般的天地了。第一首詩斥責了李訓的志大謀淺，狂燥誤國；對“迫脅天子，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 《通鑒·文宗大和九年》)的宦官，表現了強烈的義憤，直斥他們濫殺無辜的罪行，極具膽略。

第二首上承前詩，所以一起就說殿前丹階上群臣還在向皇帝陳奏，一下子宮廷卻成了戰場。“臨危”二句說，文宗當晚召對了象盧植那樣忠貞的令狐楚，才后悔錯用了李、鄭這種不可信任之臣。盧植，東漢末年人。《后漢書·盧植傳》載： 何進謀誅宦官失敗后，宦官劫持少帝逃往北宮，盧植手持兵器于半道中面斥宦官，宦官大為恐懼。后宦官又挾持少帝外逃，盧植連夜追殺宦官，奪回少帝。詩人以盧植比令狐楚。原注云：“是晚獨召故相彭陽公入。”令孤楚曾為同平章事，封彭陽郡開國公，故稱。《舊唐書》載： 訓亂之夜，文宗召右仆射鄭覃與令狐楚宿禁中，商量制敕。“龐萌，” 東漢初人，《后漢書·劉永傳》載其為人遜順，光武帝信愛之，后反叛，劉秀深悔錯以他為社稷臣。詩人以龐萌比李、鄭。“御仗”二句說，皇帝的儀仗剛從前殿進入內宮，兇惡的太監便在殿上濫殺起來。《通鑒》載，仇士良逃回殿上后，宦官用軟輿載文宗北出。李訓攀輿呼叫：“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被宦官拳擊中胸仆地，與入宣政門，門隨即關閉。“御仗收前殿” 即指此事。“背城”，《左傳·成公二年》：“請收合余燼，背城借一。”詩意指宦官在殿上與李訓等部下作殊死之搏斗。“蒼黃”二句說，李訓倉卒間想要象曹操那樣以五色棒抑制宦官，反遭失敗，把冬至時初生的陽氣 (暗指唐王朝復興的生機)也遏止住了。《三國志·魏志》載： 曹操任洛陽尉，造五色棒各十余枚，懸門左右，用以懲罰違禁者，曾殺掉了犯禁的宦官蹇碩的叔父。到此，對以上作一收束。“古有”二句說，古有所謂“清君側”的事，今天也并不缺乏老成持重的人。《公羊傳·定公十三年》： “此逐君側之惡人。”“素心” 二句說，李訓的本心忠于朝廷，沒有異圖，但此舉太倉卒莽撞，不象樣子。“誰瞑”二句說，銜冤含恨而死的人怎能瞑目，悲憤的未死者又怎甘心忍氣吞聲？以上四句，是詩人對甘露之變所作的一個總結。末二句說，近日聽說皇帝又開宴慶壽，席間仍然演奏了王涯生前定的 《云韶樂》。這首詩除了直斥宦官為“兇徒”和責怪李訓的魯莽無謀外，主要諷刺了文宗的闇弱，嘆其知悔已晚，悲其受制于人。

《有感二首》以甘露之變為題材，莊重、典雅，以議論出之，而字里行間每每透露出詩人忠憤激越之情，具有濃烈的抒情味，表現出李商隱詩歌的風格。“何成奏云物？直是滅萑苻”，詩人對宦官大事殘殺，把大臣當作強盜一樣消滅表現出強烈的激憤之情。同時深責李訓謀事之淺薄：“竟緣尊漢相，不早辨胡雛”，感嘆文宗闇于知人和李訓虛有其表，以至于發生了甘露之變這樣的慘案；特別是“敢云堪慟哭，未免怨洪爐”，青年詩人隱以賈誼自況，謂天下事有可堪痛哭者，而在當時一片恐怖的氣氛下，連賈生之慟哭都不能，只好怨恨天地不公，好惡一起銷熔。詩人憤懣抑郁之情在忍悲吞聲中更顯得強烈起來。這就是李商隱詩沉郁頓挫的風格。《蔡寬夫詩話》云：“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 《何義門讀書記》 稱義山學杜而“頓挫曲折，有聲有色，有情有味”，《有感二首》 充分體現出李詩沉郁頓挫這一風格。

另外，此詩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諷刺。詩人諷刺李訓的志大謀淺，諷刺文宗的昏愚軟弱，在亦諷亦慨中抒發自己的悲憤之情。如最后二句 “近聞開壽宴，不廢用咸英”，在敘述了甘露之變之后，忽然一筆宕開，講起日前皇帝壽宴的事來。文宗的壽宴中演奏的仍有王涯生前所定 《云韶樂》，而此時文宗受制于宦官，豈能開心作樂，而宦官還給他安排了自己無法挽救而無辜被殺的王涯所定的音樂，這不是大悲劇中的帶滑稽性的插曲嗎？這怎么能不引起人們諸多的感觸呢？

對于甘露之變這一重大題材的描述，何焯說：“唐人論甘露事當以此為最，筆力亦全。”而盤注于詩中的激憤之情，張采田說：“二詩悲憤交集，直以議論出之，筆筆沉郁頓挫，波瀾倍極深厚，屬對又復精整，雖少陵無以遠過，豈晚唐纖瑣一派所能望其項背哉。”此論頗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