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關宋玉有微辭，卻是襄王夢覺遲。

一自高唐賦成后，楚天云雨盡堪疑。

李商隱的詩好言宋玉，或詠宋玉之事，或化用宋玉的詞句。宋玉是戰國末繼承屈原楚辭的詩人，后世并稱“屈宋”。他生當楚國衰亡之世，志向不能實現，才能不得施展，終身為楚王的文學侍從之臣。他為楚王伴出游、侍酒宴，以其橫溢才華為楚王解顏，心中蓄滿憂郁、愁煩和哀傷。李商隱的經歷，與宋玉有頗相類似之處。他文才驚世卻屢試不第，沉淪幕府，一生為人捉筆。他的好言宋玉，顯然并非僅僅用事而已。

司馬遷 《史記·屈賈列傳》言及宋玉，謂之“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宋玉的文章乃以微言婉諷為特色。其《登徒子好色賦》 稱：“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微言婉諷，也成為他人攻擊宋玉的口實。這就是此詩首句中 “微辭”的出處和含意。李商隱的詩，素以情思委曲，寄托幽微，文辭婉約而著稱，遂使后人解說紛紜而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嘆。這與宋玉的習用微言相近。從這首詩看來，強為解人、猜疑百端的情形還在詩人生前便已出現。詩題曰 “有感”，可知是“有為而為之” 的。

宋玉有《高唐賦》和《神女賦》，記楚王游高唐而夢神女之事。其中神女告楚王曰：“妾旦為朝云，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賦寫得很美，深為后人仰慕，巫山神女以此知名，“云雨”一詞也由此成為男女情事的代稱。然而宋玉作賦的本意卻是“假設其事，風諫淫惑”(《文選》李善注)。李商隱詩因此而有感： 不是楚襄王淫靡好色，何以會有宋玉的微辭諷諫呢？不曾想，一曲 《高唐賦》，自此篇篇有“云雨”之嫌，蠻橫無知的猜疑只令作者本人無可奈何！注家有以為此詩是李商隱為其《無題》詩作解。但著眼于“微辭”二字，則紀昀說得有理：“義山深于諷刺，必有以詩招怨者，故有此辯。蓋為似有意寓而實無所指者作解也。” (朱鶴齡《李義山詩集輯評》 引)

然而，細細品味，紀昀之說于此詩似猶有未盡之處。李商隱與宋玉，都屬于多情才子、淪落文人一類。由于遭際相似，李商隱的偏愛宋玉，更多表現為自嘆與自傷。楚襄王于國運衰亡之際，非唯不圖強發憤，反而任用讒佞，沉湎酒色，“如何一夢高唐雨，自此無心入武關”(《岳陽樓》)——甚至于連秦國殺害自己父親的仇恨都拋在腦后。試想宋玉心期有所成就，卻生當斯時，遭逢斯君，真正是“楚天長短黃昏雨，宋玉無愁亦自愁”(《楚吟》)。李商隱所生活的時代，也正是唐帝國的“黃昏”，藩鎮割據，宦官擅政，黨派伐異，朝廷政治淆亂而黑暗。盡管他“斬蛟破璧不無意，平生自許非匆匆”(《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卻受挫于黨系傾輾之間，被之以“背恩”、“棄義”之偽名，仕途坎，人生多艱，終于是“虛負凌云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崔玨《哭李商隱》)。宋玉在當時情形之下，既不能不有所發，故而“假夢為辭”，微言婉諷；正如李商隱在此種境遇之中，也常常是“無驚托詩遣，吟罷更無悰”(《樂游原》)。深曲濃重的愁思，沉緬綿邈的情感，產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藝術表達和追求。詩人的拳拳之心應當得到后人的理解。因此，李商隱在另一首詩中所說的“料得也應憐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可以拿來作為此處“非關宋玉有微辭，卻是襄王夢覺遲” 兩句的注腳。

被置之于無端的猜測和粗暴的責難之中。“一自 《高唐》賦成后，楚天云雨盡堪疑。”既是辯說其詩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譏誚世人無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兩相妨”、“多情豈自由”的傷感。詩中 “盡堪” 二字，下得很沉重。

這首即事議論之詩，借宋玉以寫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辭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