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華。

寒梅最堪恨，長作去年花。

清代的紀昀說李商隱此詩“極為曲折”，一語點中了它的特點。意蘊曲折含蓄，又不流于破碎散漫，一意貫穿，不枝不蔓，小詩中可見大手筆。

李商隱此詩寫于梓州 (今四川三臺)幕府后期。大中五年(851年)，他當時在京都暫充閑官，抑郁不展；又逢喪妻，思鄉情切。于空虛彷徨之中，受梓州刺史、東川節度使柳仲郢聘請，前往梓州幕府。臨行，贈別友人的詩中說“京華庸蜀三千里，送到咸陽是夕陽”(《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表現出行邁遲遲的感受；走到大散關遇雪，又吟詩云“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思妻想家之情油然而上心頭。所以詩人的劍外從軍，從一開始時心頭就蒙上了一層黯淡的色彩，而后一住幾年，漂泊他鄉，情緒自然更加低落惆悵，這就是這首小詩的基調。

詩一開始詩人的心情就很沉重。“定定”即“牢牢地”、“死死地”，指長期滯留不動；“天涯”指梓州，離長安一千八百多里，在當時未必能算作“天涯”，因此與其說是實指地處邊陲，不如說更多的還是詩人心理上的感受。詩人來到梓州，前后長達五年，留落異鄉，前程渺茫，看不出生活的轉機，深恐此生將就此湮沒，“定定”兩字，最能表現這種心緒。接著詩人將視點轉向早春的美好景物，抒發出一種依戀的心情。“依依”形容一種親切依戀的情狀，“物華”指春天的美好景物，“向”字既點明眼前所見為實物，又表現心中無限之向往。在這明媚春光之中，詩人的情感是深沉的、熱烈的，對春天的一切美好景物，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向往依戀之情。這種情調是“定定住天涯” 的一種反襯，也是一種合乎邏輯的延續，正因為詩人滯留天涯，苦悶孤寂無以排譴，于是自然而然地將自己的情感寄托于春光景物，在物換景移中取得心理上的平衡。因此，“依依向物華”的心情正是從“定定住天涯” 的處境中生出來的。

后兩句又是一轉折，詩人由眼前的百花爭艷，聯想到早已凋謝的梅花，發出由衷的感嘆： 最可恨的是梅花，為什么老是不等春回大地，就在去年匆匆地，孤獨地開花呢？這里詩人的用意是明顯的，寒梅總是年前先春而開，不與三春芳華，待到春天萬花爛漫，它早已花盡葉成蔭了。所以詩人對梅花并不是真的恨，而僅僅是一種怨恨，更確切地說是一種惋惜。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在群芳斗艷，萬紫千紅之際偏偏會“憶”起梅花，而“恨”它“長作去年花”，這才是詩人真正的意蘊所在。實際上，寒梅先春而開，不能與百花同享春光，正是詩人身世遭遇的寫照。他在早年就曾在一首詠梅詩中發出 “為誰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十一月中旬至扶風界見梅花》)的感嘆，而詩人自己正是“早秀”而“不待作年芳”的沉淪漂泊者。故而在“依依向物華”時，會由眼前的群芳轉而“憶梅”，并從梅花早秀先凋、開不逢春觸發自己的身世之悲，面對欣欣向榮的春景，而這些并不屬于自己，這種感慨與劉禹錫的“病樹前頭萬木春”的感受有異曲同工之妙。詩人內心充滿了怨恨惋惜，益覺失意無聊。由此可見，梅花的遭遇也就是詩人的遭遇，詩人對梅花的感嘆也是對自身的感嘆，如此讀詩，方豁然開朗，并深深地理解詩人胸中的塊壘。

這首詩從“住天涯”而及“向物華”，由 “憶”生出“恨”，層層轉折，一氣貫穿，而自傷身世的正意始終藏而不露，這正是詩人創作的造詣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