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執(zhí)霓旌上醮壇，慢妝嬌樹水晶盤。

更深欲訴蛾眉斂，衣薄臨醒玉艷寒。

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擬休官。

雖然同是將軍客，不敢公然子細看。

唐代士子在進身的道路上，常常需要達官顯宦的薦舉和汲引。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李商隱為了能求得科舉功名，早于十六歲他就帶著自己的詩文作品前來干謁令狐楚。從此，兩人建立了密切的關系，李商隱得到了這位高官重臣不遺余力的培養(yǎng)和提拔。《新唐書》本傳載：“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這首《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 七律，便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天平軍節(jié)度使幕府里的生活，亦可看出賓主相得的深厚情誼。

道教為唐朝最高封建統(tǒng)治者所尊崇，一時得勢，廣為流傳。不論社會上層的官僚，還是下層的普通百姓，為祈福免災，時常筑壇設祭，供齋醮神。《云笈七簽》 記載了結壇的九種方法，“上三壇為國家設之，中三壇為臣僚設之，下三壇為士庶設之”。太和三年(829)，令狐楚任天平軍節(jié)度使(治鄆州)，其間，與女冠有一定的交往，幕府里還設有醮壇，為齋戒活動提供方便條件。詩的首聯(lián)恰好是寫女道士替州府官吏作道場的情景。她妝飾凈淡，舉止虔誠，手持繪有彩虹的旗幟，登上了祭壇。句中“嬌樹”、“水晶盤” 均是壇上的精美鮮異的陳設物品。詩人起筆用墨的旨意不在描述修齋設醮儀式的本身，而是以物襯人，兩者合寫的筆法，暗點人的身份、神貌、并為頷聯(lián)轉入正面寫人做鋪墊。

次聯(lián)的“蛾眉”，語出 《詩經(jīng)· 衛(wèi)風·碩人》的“螓首蛾眉”，指女子長而曲的秀眉。此處與對句中的“玉艷” 皆可釋為美人。夜半更深，涼氣泛起，還在禱祀的女冠身著薄裝，略感寒意。她年輕貌美，柔情縈懷，卻覺得知己難覓，衷腸難吐，無數(shù)的話兒只好窩在心里。孤寂的意緒，冷寞的氣氛，使之產(chǎn)生一種無可遏抑的幽怨之情。不料，這卻反倒越發(fā)映襯出她那嬌艷的風姿，令人格外憐愛。我們知道，在古典詩詞中以笑寫美的作品屢見不鮮。從《詩》、《騷》 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衛(wèi)風·碩人》)；“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九歌·山鬼》)到唐之前江總的《廣陵遇孟九云卿》：“西施且一笑，眾女安得妍。”其例舉不勝述。李商隱手眼獨到，一改前人的習慣，用怨襯美，別具特色。由此，不禁讓人想起宋代王安石《明妃曲》詩，關于王昭君初離漢宮時的意態(tài)描寫：“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悲傷之中的明妃佳色能使君王動心，神情抑郁的女冠姿容，竟叫出席公宴的群僚傾倒，二者的相似之處，正好充分說明了李商隱詩藝創(chuàng)造性所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 。

腹聯(lián)詩的作用是以旁襯側寫的筆法強調女道士嬌媚妍麗的程度。她的容顏、風韻深深地感染了身在幕府的和尚和御史，以至于出了家的禪僧欲還俗，當了御史的想辭官，這樣才為他們修道學仙，更多地接觸迷人的女冠提供了可能。那么和尚、御史系指何人呢？《玉溪生詩集箋注》 引 《唐詩紀事》 說：“邕州 (廣西邕寧) 蔡大夫京者，故令狐文公鎮(zhèn)滑臺日，于僧中見之，曰：‘此童眉目疏秀，進退不懾，惜其單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學于相國子弟。后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作尉畿服，為御史。”依照這個說法，蔡京幼時曾為僧徒，后來還俗人仕當了御史。所以馮浩箋 “青袍”句時說：“上句若果指蔡，此句亦當指蔡，愚固不能信之。”其實，和尚、御史是不是“一身二任” 的蔡京倒無害詩意。作者的藝術匠心在于運用漢樂府 《陌上桑》 表現(xiàn)羅敷美的手段，通過行者 “下?lián)埙隰P”，少年“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烘云托月。不過《陌上桑》是在主人公周圍的面上進行鋪敘，而李詩卻用被感染對象的不尋常側烘女道士非同一般的嬌艷。因為“白足禪僧”是化用了 《魏書·釋老志》中的故事：“惠始到京都，世祖每加敬禮。五十余年未嘗寢臥，雖履泥塵，初不污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白腳師。”女道士能使沙門中稀世名僧和官場里專主糾察的御史為之傾倒，其他世人更可想而知了。

尾聯(lián)中的 “客” 是作者自指。時李商隱受令狐楚之辟，入幕府、做巡官，從此賓主建立了密切關系。府中的游宴慶典活動，當然也少不了這位幕賓。詩的尾聯(lián)正是寫其在女冠面前的心理狀態(tài)，進一步曲說女冠的魅力。上面講到入宴的賓客為女冠打動而神不守舍，但“同是將軍客”的詩人為什么偏偏不敢隨意地貪看呢？這同中有異的緣故人們推斷是李商隱年紀很輕，無法擺脫靦腆的情緒。這不過只說對了問題的一個方面，除年齡、性格因素之外，還應有更深層的東西。此際，年僅十九歲的李商隱剛剛被令狐楚表署巡官，成為了幕屬。他在經(jīng)受孤苦困頓的生活之后，能夠幸獲年逾花甲、德高望重節(jié)度使的禮遇，他不會不十分珍視來之不易的變化，處處要謹慎持重，以博得府主的喜歡。何況唐代節(jié)度使幕賓的身份比較復雜，“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有強起隱逸、特招智略之士者，此多起自白衣，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 (馬端臨 《文獻通考》)。詩人明白自己的地位和處境，所謂“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既無官品又未登第，寄人籬下討點俸祿，豈敢在宴集的公開場合不檢點呢？然而，不敢看并非等于不想看，從極為復雜的心理活動中倒可折射出女道士那勾心動魂的嬌艷神彩。

針對全詩的內容而言，作者攝取了鄆幕生活的一個片斷來反映當時道教盛行，女冠出入豪門，多與官僚士大夫相來往的社會習尚。但是詩歌形象并不能局限全篇作品的思想意義。這首七律對于考察李商隱和令狐楚兩人關系是一份好材料。它起碼證明了這樣的事實： 在節(jié)度使幕府中，李商隱作為“一人衣白” 的年輕賓客，能被府主經(jīng)常帶在身邊，與文人、士大夫廣泛交游，吟詩作賦，疊相唱和。無疑，這為李商隱從事創(chuàng)作實踐提供了廣闊的天地，也是培養(yǎng)和提高他的文學才能的一種行之有效的途徑。就一定意義上理解，令狐楚不愧是位識才有眼，愛才有情，養(yǎng)才有道的忠厚長者。難怪李商隱時時銘念府主熱心地鼓勵和不懈地栽培。他在《上令狐相公狀一》 中深情地說道：“方將尊隗，是許依劉。每水檻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征于繼和，杯觴曲賜其盡歡。委曲款言，綢繆顧遇。”令狐楚的多方幫助使詩人的創(chuàng)作大得益處。這篇《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 雖說是彼時公宴上的應酬之作，藝術技巧卻相當成熟，其顯著之處是以簡省的筆墨巧繪了女性美。詩人筆下的女冠一露面就在特殊的背景上寫其動作和扮飾，再由淡妝、倩影引出人物不平凡的意態(tài)。這里僅用 “蛾眉斂”、“玉艷寒”畫龍點睛，重在傳神。然后宕開詩筆，揭示目見女冠諸人的心態(tài)，筆筆轉，句句襯，把正面點染和從旁鋪襯融合為一體，靈動地表現(xiàn)出一位顧盼搖曳，掩映多姿的女冠形象。馮浩擇引錢本菴的話說“艷語必極深婉，亦天賦也”，是頗有見地的。李商隱近體詩素有屬對工致，用典精妙的定評，在他這首早年的作品中亦略見其端倪。如詩的腹聯(lián)，出、對二句皆有來歷，“白足僧人” 已引過出處，“青袍御史”也不是憑空臆說。《唐六典》載：“袍制有五，一曰青袍。”而令狐楚幕僚中就有帶御史銜者。這是對偶聲韻合律，含義深刻，用事亦十分精當?shù)睦印Ｖ劣谖猜?lián)暗用 《水經(jīng)注》 遺聞：“魏文帝做太子時，宴請文人學士，酒酣，命甄后出拜，坐者咸伏，惟劉楨仰頭觀看。太祖以為不敬，送徒隸薄。”此典表達了詩人的隱衷，運化無痕，妥貼雅切，真是善于使事用典的大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