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詞·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鑒賞

歐陽修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此詞一作馮延巳作，但據李清照及宋人選集《樂府雅詞》、《草堂詩馀》和《唐宋諸賢絕妙詞選》等，均定為歐陽修之作，比較可信。李清照曾謂自己酷愛歐陽公此詞，用其語作“庭院深深”數闋，其聲腔則用《臨江仙》曲調吟唱。

《蝶戀花》，又名《鵲踏枝》、《鳳棲梧》。唐教坊曲，《樂章集》、《張子野詞》并人“小石調”，《清真集》入“高調”。此調為雙調，六十字，上下片各五句，各押四仄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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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詞寫暮春閨怨，抒女子被遺棄之恨。以下分片詳講——

上片：思婦所處環境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前三句是說，主人公所處的環境是一個深宅大院。你看，庭院一進又一進，楊柳一叢接一叢，，還有室簾廳幕一重深一重。其院之大，其宅之深，可想而知，不必再問“深幾許”? 身處如此之境者，究為何人?一個貴婦人身分，也不言而喻。至于對“楊柳”與“簾幕”二句的理解，有若干歧說，主要有——

一說，“楊柳”為實指，“簾幕”為虛指。黃蓼園認為“楊柳煙多，若簾幕之重重者”(《蓼園詞選》語)。今人也有附和此說者。

一說是“煙霧籠罩著楊柳”，而非柳密有如“堆煙”。(胡云翼編《宋詞選》中語)。

又一說，認為兩者均為實指。這詞中所謂“簾幕無重數”，只是極言其多而已，不必甚數之。今之解詞者，一般都采取此說。

以上三句是寫貴婦人所處的生活“內環境”。那么她的“外環境”又是怎樣呢?

接著下邊兩句——

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

玉勒雕鞍，喻華貴的車騎。玉勒，即鑲玉的馬口銜。游冶處，指貴公子們押妓一類尋歡作樂之處，即歌樓妓館。章臺路，原漢代長安有章臺街，在章臺之下，多妓居。后來即為歌妓們住所之代稱，或者說指繁華游樂之處。此處的高樓，是思婦所居之樓，并非“章臺路”之樓。

這是說，思婦居住的“外環境”，正是一個繁華的游樂場所，也是薄倖郎沉湎其中而使她傷心之地。思婦雖身居高樓，但仍見不到那擠滿貴人車騎的“章臺路”。其實，她不但“身”為深深庭院、重重簾幕和堆煙楊柳所隔絕，而其“心”，也被層層悲愁和重重怨懟所鎖住，難以自拔。因為，這個婦人生活的家庭雖然華貴，但它卻是一所沒有自由、缺乏溫暖的孤寂牢籠。特別是失去曾經恩愛過的丈夫的愛情，更使她情悼心碎。

下片：青春少婦的心境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前三句寫殘春景象。先是三春光景已屬遲暮;再是風雨交加的摧折，且又正臨天暈地暗的黃昏。試想，這是一種怎樣的景象啊! 怎不教人觸景傷懷，不深感“留春不住”的悲哀。這里的“春”，含有多義;一是實指春天;二是象征青春年華;三是喻指愛情。詞人這種含蘊多層次的用字手法，把個思婦因物感懷，并自悼自憐的復雜心境描畫得何其精妙而深刻! 最后，逼出這樣兩句作全詞的結語——

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思婦只得含淚對花問，但是，花又何能回答你的人生難題呢?君不見，它自己不也正遭臨橫風狂雨的摧殘，而使落紅(亂紅，即落紅)飛向秋千落入泥沼中嗎?其中的“淚眼問花”句，成為千古傳誦的名句。它本自何處?有人將其上溯至晚唐溫庭筠之《惜春詞》：“百舌問花花不語”;還有《南部新書》引嚴惲《落花》詩云：“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等等，可知歐詞之句，不無來由。它深婉真切，曲盡心事能很好地表達同樣罹此遭際婦女的難以言傳的摧心隱痛。清人沈謙在《填詞雜說》中認為，“填詞結句，或以動蕩見奇，或以迷離稱勝”。歐陽此詞的結尾，真正達到了既奇且勝的妙境。清人毛先舒分析得更為透辟——

因花而有淚，此一層意也; 因淚而問花，此一層意也; 花竟不語，此一層意也; 不但不語，且有亂紅、飛過秋千，此一層意也。人愈傷人，花愈惱人，語愈淺而意愈入，又絕無刻畫費力之跡，謂非層深而渾成耶?

(據 《古今詞論》 轉引)

這里正說明詞人將草木——花，賦予人格特征后所起的不可思議的藝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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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狀寫暮春閨怨，抒女子被遺棄之恨的詞篇，歷來就有“詞旨”的論爭。大抵有如下幾說——

一說，有寄托——以男女情事興寄君臣關系的政治詞。

清代詞人張惠言力主此說。認為：“庭院深深，閨中既以邃遠也;樓高不見，哲王又不悟也。章臺游冶，小人之徑;雨橫風狂，政令暴急也;亂紅飛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張惠言詞選》)。清人黃蓼園基本同意此說。不過，他認為“通篇詆斥，看來必有所指，第詞旨麗，即不明所指”罷了。今人夏承燾也說歐陽修此詞，是屬于屈原“以美人香草寄托君臣”這一類的。(見《全宋詞鑒賞辭典》)

一說，并無寄托一即“興到之作”的純言情詞。

此說以近人王國維為代表。他在《人間詞話》中表示自己不同意張惠言的“興寄說”。認為他“深文羅織”，不符合歐詞本意。并列舉了“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此斷然之語，拒絕了張說。當今解詞者，大都持此說。

另有一說，介于兩者之間，而以王說為主。

他們認為這是一首描寫暮春閨怨之詞，但借以抒發政治失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過，“詩詞的寄托是個復雜而隱微的問題，是難以言之鑿鑿的”(見《唐宋詩詞探勝》)。

我認為，詩詞的題旨，主要應從作品本身去尋找、去概括。當然，也不能忽視作品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作者的創作特性。本于此，我以為采取第三說比較穩妥。不過，主張某作品有無寄興和寄興些什么，都應該以確鑿依據為準，不能“空口說白話”。否則，容易陷入“索隱派”的坭潭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