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白居易元和十年被貶江州司馬，元和十一年秋即開始在附近廬山香爐峰下建置草堂，次年春末建成，遷居于此。 “司馬人間冗長官”，白居易在這里有幸游覽江南景色，寫了許多詩。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居易與元集虛等人游覽了廬山的大林寺，寫有《游大林寺序》，記載了這次出游：“余與河南元集虛……凡十七人，自遺愛(寺)、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月，正如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序中所指絕句即本詩。

“人間四月芳菲盡”，寫的是已經身歷的春事繁華的過去。凡是美好的事物，人們總是希望它們能夠長在;可是長在的這些事物，因其長在，又令人有一種平常感，人們往往又并不感到特別珍貴。所以在美好的事物中，使人感到最親切、最珍貴的事物，卻是那些帶有時間性，在空間變化中又最容易成為過去的事物。白居易就是帶著這種心理經驗，不無深沉惋惜地寫出了人間春天已過的詩句。這樣寫，從詩意的內在聯系上造成了兩種條件：一是已去的芳菲永遠不回人間，這人間就是沒有生機的，沒有希望的，令人可憐的，悲苦的;一種是三月春光可以失而重得，去而復歸，如能實現，則令人欣喜;但一般實現這后一個條件，在原地必待一年。詩人是要在后一個條件上使詩意得到發展，而且是得自然的機緣，眼下即重睹了春天的芳菲，而且是方興未艾的“山寺桃花始盛開”。——原來這里有春天!

就事實的自然形態的存在來說，頭兩句詩中已寫得一覽無余了，且又詩意簡潔，轉換自然，是常中有奇的妙筆。但這首詩的最美妙的詩情詩藝，還在最后兩句，其情韻如空谷足音，其高超已想落天外：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詩人如果不能用審美的情致來對待自然，而是平淡、實在地說明四月山寺桃花盛開的原因，那可以用山寺處地高寒來回答，這樣做的是自然科學家，完成的乃是環境、氣候與植物生長關系的報告，決不會是審美肯定形式的詩。白居易以神役物，融情入景，有條件地使自然規律折服于自己的意向，造成了事雖不實而情卻極真的意態形象。這樣寫，使開頭的兩句詩躍入了新奇的境界，使素常讓人覺得頗有一些神秘化特點的春光，變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有生命的物體，人好象可以追蹤它的腳步，找到它的藏身之處，甚至還可以與它談心，向他提出自己的要求與希望……在這首詩中，春光是一個統一的流動的實體，二月三月時人們接觸的是它，四月在人間不見它了，但它并沒有消亡，而是轉移了處身之地。這樣命意，使詩情統一，詩意也積極起來。因為如果把人間春天寫成是一個，而山寺的春天又另有一個，那它們之間不是同一者的移地出現，就失去了詩的“主角”的統一性，也不能引起人的親切感。把春光寫成是一個運動實體，它所到之處能造成春的世界，所以盡管人在停滯一地時會失去它，但只要按著它歸去的路線去尋找它，你就可以永遠與春天同在，那時節就不用“長恨春歸無覓處”了。白居易元和十年編集詩作時放言： “世間富貴應無分，身后文章合有名”。 (《題自編集卷末》)事實證明他是言中了。

《大林寺桃花》是白居易被貶出京城之后，寫詩的側重點由現實政治生活轉向自然山水的一個自覺的證據，了解這一點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把握詩中的意境，以及詩的象外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