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宋清近代詞發展》鑒賞

詞，發軔于隋唐，經過五代滋養壯大，及至兩宋臻于繁盛，且擅一代之勝，成為宋代文學的主要代表，同漢賦、唐詩和元曲并稱。宋詞成就巨大，《全宋詞》、《全宋詞補輯》二書，就收入詞家一千四百余人，詞作兩萬余首，其盛況不亞于唐詩。宋詞比之于宋詩，作家、作品要少一些，題材范圍也比宋詩為窄。然而，就其藝術來說，特色卻更為顯著。詞的手法細膩，辭藻絢麗，音調諧婉，韻味深長。它特別擅長于男女愛悅和離情別緒的描寫，為后世留下了許多受人傳誦的佳作。

宋詞，即長短句歌詞，原以大眾文藝身分來源于民間。但當它發展至奢言閨情和大賞歌舞的時代，就成為少數上層人物專愛之物，養成了一種特殊的藝術個性和功能。王國維說：“詞之為體，要渺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見《人間詞話》)這種合樂應歌的藝術形式，正好迎合了統治者寄情聲色、歌舞作樂的需求。于是，它就在宋代特定的社會條件下滋生繁榮了起來，并經過若干發展階段，趨于完善，逐步成為華夏文藝叢中一簇錦繡奇葩，享譽千秋。

宋詞的發展階段，大體可分為——

(一)由唐入宋的過渡階段

這時主要作家有晏殊、張先、晏幾道和歐陽修。他們一般都沿襲“花間”遺風填詞。晏殊的《珠玉詞》、歐陽修的《近體樂府》，在內容上，承襲傳統題材，在藝術上，也無甚創新;而張先、晏幾道的詞作，在繼承中略顯宋人特色。他們的功績，在于完成了由唐入宋的過渡。

(二)變革繁榮階段

柳永、蘇軾和秦觀、賀鑄等人，就是這一階段的主要詞人。他們的多樣風格的大量創作，使宋詞呈現一派繁盛氣象，生機蓬勃。

柳永，是宋詞真正變革的首創者。他對宋詞的發展起著奠基的作用，其功不可沒。他的身份和歐、晏不同。柳永是一個被仁宗帝批了“且去填詞”而與仕進無緣的落魄文人。他的那種流落江湖、流連坊曲、熟悉下層群眾的經歷，使之成為題材創新、詞體變革的主要人物。他精通音律，能變舊曲為新聲。他的《樂章集》收入100多種詞調，絕大部分是新創的。他還把小令發展為長調慢詞，使詞不僅長于抒情，也能寫景、敘事，大大豐富了詞作內容。在題材上，打破了“專言閨情”的束縛，多寫失意飄零的行役羈旅生涯;在他的“俚詞”中，運用民眾語言反映下層人民生活，深得大眾喜愛，人們說“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可見其社會基礎之廣。

蘇軾的功績，在于為宋詞的發展開拓了新路。其主要貢獻是：①進一步擴大題材范圍，讓詞也同詩文一樣，充分表達社會生活和復雜的情感。詞至此，已是“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語);②用詩文筆法來填詞，不死扣過分嚴格的音律;③改變了詞只作為合樂歌辭的存在形式，而成為一種完全獨立的新詩體;④以自己大量詞作，以及追隨者作品，使宋代詞壇開出了以“豪邁”為特征的新的詞風門派，讓宋詞向多極方向發展。

秦觀和賀鑄的詞，也為宋詞增姿添色。秦觀原是蘇門弟子，卻另辟蹊徑，卓然自立，詞風“俊逸精妙”(王灼語)。他的詞善于以凄迷景色和委婉語調來表達感傷情緒，往往引起懷才不遇的文士的共鳴。因此，素來被認為他是“婉約派”的代表人物，對后來的周邦彥、李清照等人都有很大的影響。

賀鑄的詞在題材、風格方面，都曾作過不少革新嘗試。他寫思婦的《搗練子》和賈婦的《生杏子》等詞，其詞風與唐代張籍樂府相近，所作慢詞《小梅花》，引入李賀、盧仝歌行成分;此外，又用邊塞詩的激越曲調來譜寫《六州歌頭》，表現自己報國無門的憤懣情緒。他的這些探索，也受到后人的肯定和仿效。

(三)深化成熟階段

在北宋徽宗時期設置了特為朝廷審音定樂的專門機構，叫“大晟府”。周邦彥就是“大晟詞人”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宋詞集大成者，使詞這個新興詩體更臻成熟。周詞《清真居士集》，大都反映羈旅客游生活和男女之情，也有懷古傷今和寫景詠物興感等作品。周詞在表現手法上，善于化用前人詩語人詞，又通過回憶、想象、聯想等手段，從各個角度表現自己要表達的事物和感情。因此，周詞一直受到歡迎。他還在音律上創造了“自度曲”，詞韻清蔚，并重視詞調的整理和規范化，，為詞的創作提供了典范，成了南宋姜夔、吳文英等格律派的先聲。

(四)孕育蛻變階段

宋詞，在北宋末期達到了成熟的峰巔，至南宋前期仍保持其發展銳勢，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孕育了詞體蛻化的胚芽。到南宋后期，其芽越來越顯露了，及至張炎之時，就出現了“回天乏力”之狀，宋詞終究走到了盡頭，逐步蛻變為“曲”。宋朝以后，作為一種文體的“詞”(即長短句歌辭)，并未完全消失，且作詞者代不乏人。到了清代，似有中興之勢，但它還是退出了宋詞那種輝煌時代。

在這個時期，有成就的詞人很多。他們對北宋形成的各種詞風(主要是豪放與婉約兩種，當然還有介于兩者之間的或者另一種詞風)各有繼承與發展。比如，南渡后詞壇上著名詞人張元干和稍后的張孝祥和大詞人辛棄疾等，都是蘇軾開創的豪放詞風的繼承者，特別是辛棄疾，更把這派詞作推向了高峰，世稱“辛詞”。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他與詩壇巨擘陸游同時，雄踞詞壇，兩相輝映。棄疾一生為國為民大聲疾呼，慷慨悲歌，但統治者使他空懷“光復宏愿”，抑郁而亡。他至今存詞600多首，見于《稼軒長短句》，或《辛稼軒詩文鈔存》，其詞代表了南宋詞壇的最高成就。他的詞內容充實，詞風多樣，而以豪放為主，詞境雄奇闊大，詞情奔放洋溢，筆力遒勁雄渾。但辛詞有些作品用典過繁，議論連篇，語勢狂放，招來后人詬病。這或許也為詞體最后蛻變埋下了誘因。

同時代的還有陳亮、劉過和南宋后期的劉克莊、劉辰翁等人。有的是稼軒的追隨者、崇拜者;有的則被認為與辛詞“同調”，慷慨悲歌，豪言多多，既繼承了辛詞的優良風格，也擴大了辛詞的某些弊病。他們是南宋中葉以后的一個聲勢最大的愛國詞派。大家都用詞記寫交游，發泄感慨，且有共同的思想傾向，進一步使詞散文化、議論化。

由北宋柳永首倡，經過周邦彥的發展，形成了宋詞的婉約派詞風，到了南宋詞壇，也得到了很好的繼承與發展，其聲望有越來越高趨勢。其中著名詞人，就有兩宋之際的李清照，南宋的史達祖、姜夔、吳文英，以及宋元之交的周密、張炎和王沂孫等等。南宋婉約詞風的主要代表是姜夔與吳文英。他們共同將詞的藝術水平推進到更高程度。

李清照，是一位詩詞兼勝的杰出女作家。她的詞作烙上了南北兩個時代的印記。前期的詞，多寫自己的閨情和悠閑生活，明麗清新;后期則常作身世和家國之嘆，流露著對中原的懷念，凄清哀怨。在詞風上，她雖然基本上沿著婉約道路發展，但在后期的風格，卻兼有豪放派之長，在宋代詞壇上，卓然自立，完成了宋詞自北而南的過渡。

別號白石道人的姜夔，由于長于音律，填詞十分講究形式，重視韻律與詞藻之美，且能自制曲譜，為詞增加了體式。他上承周邦彥而發展為以音律為特征的格律派。王國維曾給予很高評價：“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還有更高的評譽：“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真詞中之圣也”(戈載語)。這些評論，似有些溢美之嫌。但從其遺存的成果來看，是很值得珍視的。現存唐宋詞譜，其唱腔曲調，均已失佚，只有在姜夔的詞與樂譜合集《白石道人歌曲》中，可見到自度曲的自注旁譜和琴曲《古怨》中的自注指法。

在南宋詞壇上，跟著姜白石腳印走的還有史達祖和吳文英。史詞，奇秀清逸，近似白石詞風，因此常以“姜史”并稱。但從思想內容和藝術上看，史不及姜夔。至于晚生姜白石數十年的吳文英，卻是南宋后期的一位重要詞人，有集子《夢窗詞》傳世。詞作在思想內容上，其價值可能不高，但在詞的技藝上頗有成就。在論詞標準上，他曾提出四點要求，即：“音律欲其協”，“下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和“發意不可太高”等。但是，吳詞過分強調“雅”和“協”，卻帶來了消極惡果：堆迭詞藻，用意晦澀。后人張炎評他的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語或有過火之處，但這對宋詞的最后式微卻起著不可忽視的負面作用。

在婉約道路上跋涉的還有南宋末期的一些詞人，主要的有：周密、張炎和王沂孫等等。他們均為浙江人，過從較密，在宋亡之后，仍在結社唱和。周密能詞能詩，還會書畫，詞風在姜、吳之間，也寫過一些亡國之嘆作品，著有《草窗詞》、《武林八事》和《云煙過眼錄》等。王沂孫有《碧山樂府》詞集，其詞多詠物之作，間寓有身世之感，但意旨隱晦。

這里值得注意的詞人兼詞論家張炎。他有詞集《山中白云》和詞論《詞源》等著作傳世。他的詞作，早期多反映公子王孫等上層人物優游生活，宋亡后多追懷往昔之作。清人劉熙載評他的詞“清遠蘊藉，凄憐纏綿”，自成一家。他的詞論作品，對于音律、技巧和風格等，均有論述，不無可用之言。他對清初浙西派詞人有過不小的影響。這對當時宋末詞壇雖有救弊補偏的作用，但已無法挽回宋詞走向衰落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