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詩歌與散曲》鑒賞

中國古典文學發展到兩宋時期，隨著趙宋王朝結束了我國五代十國的大分裂局面，文壇上又一次出現了繁榮景象。詩詞、散文、小說和戲劇等各種文學樣式，都比唐代有了新的開拓與發展。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誕生并成長于唐五代的詞(包括民間詞和文人詞)，至此，已臻于全盛，并成了兩宋一代的主要文學樣式，宋詞與唐詩并駕齊驅;還有具有特殊意義的宋雜劇的出現，使我國首次擁有完整意義的戲劇，更有劃時代意義。這些都說明，兩宋文學的全面繁榮，使長期跋涉的中國古典文學，又跨上了一個輝煌的發展高峰。

兩宋國壽雖然長達三百二十多年，但卻是一個“積弱積貧”的朝代，備受屈辱。就其疆域和國力而論，確實不能同封建盛世的漢、唐時代相比，而且兩宋三百多年間，雖然不少仁人志士力圖振興國勢，可是一直未能改變國家、民族的貧弱命運，以至最后喪亡于異族跌蹄之下。

這里所說“國力貧弱”，是指“綜合國力”而言。如單以國家“經濟力”來說，兩宋時期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都是不低的。特別是宋室南渡之后，宋代經濟重心南移，長江流域得到了空前的開發，全國涌現了大批工商業繁榮的大都會和一些港口城市，浙東的明州和浙南的溫州等地，就是這個時期出現的一些重要商埠。

新的經濟活力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促進了封建文化的全面高漲。借助造紙術與印刷術的空前進步，文化知識得以迅速傳播，學術研究與撰著之風普遍興盛。有宋一代，除了理學成為當時社會的統治思想之外，經學、史學、地理學和考古學等領域，也都有卓絕的建樹。理學的深于思辨，史學的精于考訂，經學的富于創新和科學技術的昌明，都直接或間接地給予文學藝術以極大影響。兩宋文學作品的富有哲理、注重人學、體察入微和描述細膩，都烙著它們、特別是人文精神的鮮明印記。

宋朝初期，文壇因襲五代舊風，詩尚雕琢，文崇駢儷，很少創意。后來隨著政治革新的開展，文風也隨之一變，逐步確立了具有自己時代特色的宋代文藝。兩宋的主要文學樣式宋詞，更是彪炳千秋，足以與漢賦、唐詩媲美。宋詩，是在唐詩極盛難繼的特定條件下出現的，但它仍有所開拓和創新，最后形成了不同于唐詩的宋詩特色。因此，對宋詩的評估，應當破除舊見，作出公允的結論。一般都認為，宋詩高于元、明各代，僅次于唐詩(或與唐詩并列)。唐詩極其盛，宋詩極其變，宋詩非勝于唐，卻異于唐。唐宋兩代詩歌相異之處是——

唐詩以韻勝，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貴深析透辟;唐詩豐腴，主情致風韻;宋詩瘦勁，主氣骨理趣;唐詩之美有如啖荔枝，一顆入口則甘芳盈腔，宋詩之美有若食橄欖，初嘗覺澀，而后想味不盡。總之，唐詩顯得博大，宋詩顯得精深;唐詩之弊在于膚廓平滑，宋詩之弊則在于生澀枯淡。正如沈德潛在《清詩別裁集·凡例》中所說，“唐詩蘊蓄，宋詩發露，蘊蓄則韻流言外，發露則意盡言中。”

兩宋詩歌的發展經歷了若干發展階段，按照清人陳衍的分期，即：

(一)北宋前期詩歌(北宋開國至英宗末期，約100年)

這個時期之初，主宰詩壇的是“西昆體”，其代表是楊億、劉筠和錢惟演。它得名于他們的詩集《西昆酬唱集》。這是一種因襲晚唐遺風，崇尚典麗辭藻而內容空泛的詩風。但它卻統治北宋初期整個詩壇。

與此同時，文壇也涌現了柳開、穆修、石介和王禹偁等人，起來反對“西昆體”。他們主張學習杜甫、白居易和韓愈、柳宗元，繼承唐詩優良傳統。其中成就最大的是王禹偁。他詩學白居易，能得其精而不得其俗，開了北宋詩文革新的先河。

宋詩的真正奠基者，是活動于仁宗、英宗時期的蘇舜欽、梅堯臣和歐陽修。他們創作了大量的富有內容的力求擺脫唐風的詩歌，深深地影響當時文壇。后來的宋詩，基本上沿著他們開拓的道路走下去。

歐陽修是當時文壇領袖，兼善散文和詩詞，但以文章負一代之盛名。他的密友梅堯臣在詩歌方面更為突出。梅堯臣打起“復古”旗幟，矛頭直指“西昆體”，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很有建樹，創造了詩歌反映現實的古淡深遠的新詩風。后來，經過王安石、蘇軾等人的努力，鞏固發展了詩文革新的成果，從而奠定了富有自己特色的兩宋詩歌向前發展的堅實基礎。所以，南宋詩人劉克莊高度評價梅堯臣的開創之功。說他是宋詩的“開山祖師”。

(二)北宋后期詩歌(神宗到北宋末年，約60年)

宋詩至此，進入了一個繁榮時期。這時詩壇人才輩出，流派紛呈。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王安石、蘇軾和黃庭堅三人。他們各自成家，被稱為“荊公體”、“東坡體”和“山谷體”。但他們的共同傾向是：詩歌反映現實，富有內容;詩風上引人散文因素，詩多議論，且以文為詩，在詩體上多選古體，少用近體。他們均為歐陽修詩派的后繼者，不是歐陽之門生，就是受其推舉的晚輩。其中黃庭堅最為突出，成為當時主流詩壇的開創者。僅次于黃山谷(庭堅之字)的陳師道，在該派中也很有影響，特擅五言古詩;張耒、秦觀等人的成就，也很引人。

“靖康之難”后，北宋亡于女真族的金國。動亂的時代改變了文人的生活，也震撼了他們的心靈，因而，有一些深受江西派影響的詩人，如呂本中、陳與義等，也面向現實，寫出不少感時傷亂、抒發愛國情思的好作品，詩風為之一變。

(三)南宋前期詩歌(南宋初至寧宗開禧末，約80年)

這是宋室南渡后，定都臨安(今杭州)，偏于江左的南宋時期。政壇上出現了茍安與恢復，主和與主戰的嚴重對立。反映在文學上，也產生了以“批判投降，力主恢復”為共同主題的愛國詩文。在前段，除了在戎馬倥傯之際寫了一些激勵斗志的壯烈詩詞作品的抗金將領岳飛、宗澤和李綱等人之外，還出現了著名的“中興四大家”，即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和尤袤。他們中除尤袤詩集已佚(清人尤侗輯有《梁奚谷遺稿》兩卷)之外，其余三人均有大量作品傳世。他們的出現，代表了宋詩發展史上的第二個繁榮時期。

特別值得提出的陸游，不僅是南宋詩壇的杰出詩人，也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位不朽的大詩人。他在世86歲，創作時間達70多年，曾作詩二萬余首，現存詩歌9300余首，是我國詩史上活動時間最長、著作最勤、產量最高的作家之一。

(四)南宋后期詩歌(寧宗嘉定初至南宋末，約70多年)

這時，宋、金隔江對峙已成定局，社會比較安定，詩人愛國熱情日趨低落，文學創作脫離現實的傾向日益嚴重。此時江西派詩歌雖然呈現衰敗現象，但仍然風行。“永嘉四靈”(即永嘉籍詩人徐璣、徐照、翁卷和趙師秀等四人，因他們字號中均帶“靈”字，故名)，應運而生，使宋詩發生了一個新的轉變。它原是作為卑靡的江西派的對立物而出現的，是南宋后期一種詩歌創作傾向的代表。對于這個在當時具有相當大影響的詩派，其功過如何，有待進一步探討。我認為，他們的詩歌學習晚唐，專攻近體五言，氣度雖嫌狹小，但詩作盡量少用典故，不發議論，不以文為詩，且少用古體，力求精工，一反當時詩壇主流，另樹“唐詩復行”旗幟，并誘發稍后的江湖詩派的出現，給南宋后期沉悶詩空吹起了一股新風，使宋詩經歷幾百年后至此一變，應當是一件可喜的好事，其功不可沒。

因臨安書商陳起錄刻《江湖集》而得名的江湖詩派，都是一批江湖詩人，在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點。他們的詩作，兼用古體和近體，氣格雖不及宋詩大盛諸家，但他們比較真實地反映宋末一批地位低微士人的思想、生活及感情。江湖詩派以戴復古、劉克莊等人最有成就。

南宋末年，當宋、元易代之際，劇烈的社會大變動，促成愛國文學思潮的再度興起，造就了不少愛國遺民詩人，涌現了一批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的詩篇。其中主要代表有文天祥、汪元量、謝翱、林景熙、鄭思肖和謝枋得等等。文天祥的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正氣歌》、《過零丁洋》等光輝詩篇，最為感人，萬古長存。

(公元960—11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