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秉忠·洞仙歌》原文賞析

倉陳五斗，價重珠千斛。陶令家貧苦無畜。倦折腰間里，棄印歸來，門外柳，春至無言自綠。

山明水秀，二頃田園一生足。樂琴書雅意，無個事，臥看北窗松竹。忽清風、吹夢破鴻荒，愛滿院秋香，數(shù)叢黃菊。

陶淵明是晉宋易代時最偉大的詩人。他為人坦率而真實，熱愛自然，熱愛自由，他曾作過彭澤縣令，但那是為生計所迫，他并不以作官為榮，他在《歸去來辭序》中說道：“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zhì)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自免去職。”這些話，沒有半點虛偽，全是至情真性的流露，并不象某些假隱士那樣口是心非，或故鳴清高。所以，《朱子語錄》說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zhèn)€不要，所以高于晉宋人物。”劉秉忠也曾有過一段類似陶潛棄官而去的經(jīng)歷，《元史》本傳載：“年十七為邢臺節(jié)度使府令史，以養(yǎng)其親。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于世，當隱居以求其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正因為詞人與陶潛有著共同的生活經(jīng)歷，思想上發(fā)生共鳴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這首詞頌揚的即是離棄官場污濁，回歸自然，怡情田園的隱居生活。全詞以鋪敘陶潛本事為外部結構線索，而詞人自己退居田園、放情山水之愉悅感受寄托于內(nèi)。

陶潛因“饑來驅(qū)我去”，不得不走向塵俗，而終于不甘為五斗米向鄉(xiāng)里小人折腰，遂掛印去官，復歸自然。詞上片以此情節(jié)為中心展開，結構有一步三折之妙。“倉陳五斗”寫俸祿之薄。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帝王家寧可以粟喂馬，乃至“肥死”，而僅以“五斗米”供給賢才。但就是這斗升之祿，仍然是“價重珠千斛”。至此一轉(zhuǎn)。因為對于“瓶無儲粟”之人，這五斗米也是“誠可貴”啊!另外，正象《朱子語錄》所講，雖是朝政混濁不堪，一般人還是要攀龍附鳳，“個個要官做”，這“五斗米”也就“價更高”了。陶潛在《有會而作》中曾講到：“弱年逢家乏，老至長更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為了解決生計問題，他不得不出山為稻粱而謀了。“倦折腰閭里，棄印歸來”，這兩句又是一層轉(zhuǎn)折。對于熱愛人格和自由者來說，果腹自然重要，清心就更加珍貴，心為身役終究比“饑凍之切”更加難以忍受，他已厭倦了官場上的折腰磬立，痛感出仕之非，“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與人格尊嚴、心靈自由相比，縣令之印與五斗之米自然是“兩者皆可拋”了。他終于懸印歸來了。那門外五柳，似與陶潛有著深深的默契，雖是無言，春來卻泛出一片充滿生機的新綠，這景色很美，美得自然，美得清淡，猶如陶潛其人。

記敘古人事跡，有案可稽，客觀性較強，描摹古人心態(tài)，卻主要靠心靈感應，更多地帶有主觀色彩，可從表現(xiàn)對象中反照出自我。詞的上片到結尾時已漸漸疊印上了作者的影子，到詞的下片，抒情性更強，詞人與陶潛也就意象疊加、合二為一了，既可看作頌陶潛情操，也可看作明自我心跡。詞人著力描寫了隱居的瀟灑情調(diào)與自在的意趣。遠處有青山白水可以怡情;近處有自家田園可以養(yǎng)生，有一張琴，一壺酒，一卷書可以破悶釋愁。夏日困臥北窗下，有陣陣清風，這種境界真如羲皇上人。這一覺可真是酣然長睡，似乎是從夏睡到秋了，直到清風送來陣陣菊香，吹破鴻荒之夢。醒來徐步庭院，又是滿院秋香，大塊文章，自然風光無一不是美的境界，美在何處?美在自由!

這首詞結構上如行云流水，順著陶潛事跡自然生發(fā)，但仔細推敲又可看出，自然流走之中又有精心安排。如，整首詞的另一內(nèi)在線索為時間推移過程，從春至柳綠到夏臥北窗，再到秋賞黃菊，在時間推移中展示了隱居者一年四季的清閑雅致生活。所以說，這首詞表面上造語結撰之平淡是“絢爛而復歸于平淡”，是一種高層次的平淡，淡而有味，可供讀者細細品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