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趙翼·論詩(錄三)》原文賞析

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只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

詩壇上創新和復古的兩軍交戰自宋后就從未間斷。明代“前后七子”以摹擬相尚，一時蔚為風氣。但既有人復古，亦必有人反對。“公安派”健將袁宏道是抨擊最力者。他在《與張幼于》的信中痛斥當時的沒落文人云：“記得幾句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屯扎李空同(夢陽)。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在而不詩哉!”確是辛辣有力，鞭辟入里。他們提出的文學主張，可歸納為幾點：1.文學有時代性，即隨時代而發展，反對崇古非今; 2.反對尊古派的摹擬剽竊，認為文章無固定格式，要發人所不能發，方為新奇; 3.重視文學的獨創性，提倡抒發性靈。這在當時確是振聾發聵的言論。到了清代，在詩歌創作上，也有尊唐和尊宋兩派，各不相讓，自矜正宗。葉燮《原詩》對他們進行了批判。但是由于復古倒退的傾向歷來受到封建統治者的支持，因而這種斗爭彼此消長、層出不窮。繼“公安派”和葉燮之后，奮起抨擊復古主義的代表人物，即是袁枚和他的摯友趙翼。

趙氏的進步主張，主要見于《甌北詩話》。這兒選的“論詩”三首，不僅闡發創新宏旨，而且在立意和語言上都是履行這一主張的。

第一首鼓吹推陳出新的必要性。“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開頭兩句就高屋建瓴，從“爭新”是宇宙間的普遍規律這一大處著眼，說明“人巧”也應受到這個規律的制約。古人從生產經驗而獲得生活經驗，陶輪 (鈞) 飛轉，周而復始。日月推移，四時代序，也是如此。所以造化又稱“化鈞”。自然界處于永恒的運動之中，每時每刻都有新生的事物出現，新陳代謝，變動不居，于是自然界便永遠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天工”既然如此，那么 “人巧”難道應該停留在某一水平上嗎? “人巧”本來就是人類聰明才智的結晶，如果有誰安于現狀，不思進取，那誰就必將被時代所拋棄。何況“人巧”有著不可逆轉的性質，人類住進了高樓決不會再去嘗穴處的味道; 出門有了玉輅，又何必重制椎輪呢?《甌北詩話》卷十二有一段話與上兩句詩的含義相同，他說： “蓋事之出于人為者，大概日趨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風會使然。故雖出于人為，其實即天運也。”趙翼是把詩看做“天精華”的，所以應同樣遵循物競天擇的至道。“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這接下的兩句進一步闡發“爭新”的必要。“預支” 當然是一種假設，詩人立足于當代，所反映的只是一時之事，出的“新意”充其量也只是較前為新，誰又能得五百年后的 “風氣之先”?詩人在這兒用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作立論的基點，推開一步，意思是說，即便如此，那到了一千年后再返視五百年前的“新意”，也是絲毫沒有新意可言的。這樣寫，顯然比任何正面的說教更為雄辯有力。趙翼另有一首五古的《論詩》，其中有 “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古疏后漸密，不切者為陳”的句子，則不特高唱爭新，而且簡直是力倡“筆墨當隨時代” 了。

第二首可以看做是足成上首未盡之意的。“李杜詩篇萬口傳”，詩人說出了一個公認的事實。但探究一下人相爭誦、震古爍今的原因，不正是因為李杜繼往開來，前無古人的緣故嗎?不過，李杜再好，畢竟只是一個歷史的里程碑，他們的 “新意”早已定格，不可能再激起今人的亢奮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事實正是如此，不是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么?那雕蟲的詩人更不在話下了。山川毓靈，必然有英雄繼起，主盟詩壇，促進詩歌的向前發展，又何必在李杜之前氣短，自嘆弗如! 這兩句不愧是警世名言，它能使懦者立，智者勇，催人不斷開掘自己的潛力，向歷史上的巨人挑戰。它又何啻是一帖清涼劑，使沉迷于唐人唾余中討生活的時輩幡然易轍。這種無畏的精神和發展的觀點，在《甌北詩話》中是一以貫之的。此書以李杜開頭，接武依次是韓愈、白居易、蘇軾、陸游、元好問、高啟、吳偉業和查慎行，韓后顯然即是他確認的后出而“各領風騷”的“才人”。《詩話》卷十有一段議論，頗能看出他高人一籌之處：“故梅村(吳偉業)后，欲舉一家列唐宋諸公之后者，實難其人。唯查初白(慎行)才氣開展，工力純熟，鄙意欲以繼諸賢之后，而聞者已掩口胡盧(笑貌)。不知詩有真本領，未可以榮古虐今之見，輕為訾議也。”正因為他沒有榮古虐今的陋見，所以才敢于說出李杜的過時，也正因為他揭示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所以這首詩歷百年而尚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

第三首雖涉及詩歌評論，但與前者也有一脈相承的關系。“只眼須憑自主張”，是說對待古人的作品也應抱有實事求是的態度，要充分調動自己的主觀能動性，通過細致的分析，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與這種正確的態度相對立的，即是“紛紛藝苑漫雌黃”。標新立異以嘩眾取寵，不負責任地胡亂吹捧，不加分析地一概抹殺，如此等等都是藝苑內習見的“漫”的表現，這其中最為可悲的莫過于鸚鵡學舌，隨聲附和，他們無非似矮子看戲，趁人起哄罷了。“矮人看戲”的比喻，出自朱熹，但組織入詩，便覺妙趣橫生。《甌北詩話》卷二也有引用這個妙喻的一段評論：“黃山谷謂：‘少陵夔州以后詩，不煩繩削而自合。’此蓋因集中有‘老去漸于詩律細’一語，而妄以為愈老愈工也。今觀夔州后詩，唯《秋興八首》及《詠懷古跡五首》細意熨帖，一唱三嘆，意味悠長;其他則意興衰颯，筆亦枯率，無復舊時豪邁沉雄之概。入湖南后，除《岳陽樓》一首外，并少完璧。即《岳麓道林》詩為當時所推者，究亦不免粗莽;其他則拙澀者十之七八矣。朱子嘗云： ‘魯直只一時有所見，創為此論。今人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斯實杜詩定評也。”我們應該看到，趙翼所倡導的評論須出己見，也是他鼓吹“爭新”、“獨創”的文藝思想的組成部分。如果置于一個大的文化氛圍中去考察，這其實充斥著乾嘉年間的樸學精神。

這三首詩，語言通俗為一大特色。除了“化鈞”、“風騷”、“雌黃”三個成語，其余都是俚語，句子也有白話傾向。通俗平淡，趙翼稱為“坦易”。在坦易和艱澀之間，他是寧取前者的。《甌北詩話》卷四：“中唐詩以韓(愈)、孟(郊)、元(稹)、白(居易)為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試平心論之，詩本性情，當以性情為主。奇警者，猶第在詞句間爭難斗險，使人蕩心駭目，不敢逼視，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較勝于韓孟。世徒以輕俗訾之，此不知詩者也!”既有如此精辟的認識，那么我們對他這樣寫也可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