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柳宗元·蝜蝂傳》鑒賞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昂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 茍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已病矣。茍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于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柳河東集》)

首先要指出柳宗元曾寫過膾灸人口的動物寓言《三戒》，《蝜蝂傳》不是寓言而是傳，但為小蟲作傳，用意仍以蟲寓人。但《蝜蝂傳》沒有故事可以依托，直接以蟲比人，一半寫蟲，一半寫人，比之寓言，騰挪天地極為有限，全賴作者在喻體蝜蝂和本體 “嗜取者”之間擷取溝通二者的共同的喻柄。

從表面看蝜蝂與嗜取的人并無共同處，但作者從它(他)們的處世行為方式著眼，慧眼獨具地發現了共同處。一是貪多，蝜蝂 “行遇物，輒持取”; 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 二是好高，蝜蝂 “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嗜取者也“日思高其位”，“以近于危墜”。也就是一為財二為權。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同時還找到了它(他)們行為過程相似性，具體表現為描寫蝜蝂和嗜取者兩段文字層次上的對應與同一。蝜蝂積物的第一個下場是跌倒了爬不起來。但一旦“茍能行”，則非發展到第二個下場“墜地而死”。而嗜取者第一個結局是黜棄、遷徙。一朝發現“茍能起”，則同樣非落得“以近于危墜”不可。文章還妙在一般作者著眼于共同的喻柄時，往往忘了喻體與本物的差異。《蝜蝂傳》卻在尋找二者相似性的同時，在遣詞造句之際充分描寫出相似中的特殊生動性。如寫跌倒，蝜蝂是“躓仆不能起”的具體行為，嗜取者是“其怠而躓”行為的心理依據; 寫好高，蝜蝂是“又好上高”，嗜取者是“日思高其位”;寫墜地，蝜蝂是實寫“墜地死”，嗜取者是虛寫“危墜”。在相似處細微地表現出蟲人之異，突出一種文學獨有的情致來。同時又不乏醒世警人之心。人和蟲之異并不在形和名而在于“智”——人類的良知和理性，沒有“智”，人蟲一紙之隔，很容易異為蟲的。蝜蝂的下場，足以使此后一切嗜取的貪官污吏“知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