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劉向·羊腸之坂》鑒賞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 “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 “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 “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以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 ”簡子曰： “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 “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斗。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 勇者不為斗，則邊境侵。”簡子曰：“善! ”乃罷群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新序·雜事》)

先秦時期，尤其是戰國時期，是古代民本思想興盛的時代。從《尚書》的“民為邦本”，到《孟子》的“民貴君輕”，人們已經開始從君臣地位、上下關系的角度，審視自身的存在價值。這個時期的知識分子，在專制主義的一統天下尚未形成之前，還可以在各諸侯王國間有自己的選擇機會。所以相對于后代而言，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還有著一定程度的人格自由。本篇中的虎會，就敢于和國君分庭抗亂，向國君追究“為人君而侮其臣者”的罪責。

事情是群臣皆推車，而虎會不推車。作為大臣，本來就沒有推車的責任，趙簡子卻據此追究侮君之罪，可見是擅作威福，根本未將大臣的人格放在眼里。于是虎會反過來追究簡子“侮臣”的罪責，也就理直而氣壯。

“侮君”之罪不過殺頭，侮臣之罪卻能導致眾叛親離，乃至社稷傾危，國家滅亡。這樣看來，“侮臣”之罪，遠遠重于“侮君”之罪了。蔑視民心者，雖然猖狂一時，但最終的下場只能是悲慘的。所以說，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虎會的倔強，正是看準了趙簡子不能不顧及人心。作為一國的統治者，他需要爭取士大夫階層的支持，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并和其他諸侯國相爭奪、相抗衡。當時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堅持自身的獨立價值，也是由于這一特殊的歷史環境。趙威后問齊使，先民而后君;顏斶敢于直斥“王前”; 唐且以“布衣之怒”重于“天子之怒” (《戰國策》)，與本篇所表達的，都是同樣的思想。盡管這里的“民本”思想還不能和今天的民主思想相提并論，但兩千多年以前的知識分子能具有這樣獨立的人格意識，畢竟是難能可貴的。對照我們今天社會生活中無處不在的依附觀念，本篇的思想，還是可以給人以某種啟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