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班固文《楊胡朱梅云傳節(jié)錄》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yè)千金，厚自奉，養(yǎng)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

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仆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愿存精神，省思慮，進醫(y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圣人之遺制，何必區(qū)區(qū)獨守所聞! 愿王孫察焉。”

王孫報曰：“蓋聞古之圣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fā)，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 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為枯臘。千載之后，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 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櫝，葛蘲為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損財于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

祁侯曰：“善!”遂裸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

時監(jiān)軍御史為奸，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qū)。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jiān)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jiān)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監(jiān)御史。

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jiān)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jié)，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奸人。奸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執(zhí)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

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 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

后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仆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后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云，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余，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jié)，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yè)。好倜儻大節(jié)，當世以是高之。

元帝時，瑯琊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于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云，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于太公，猶試然后爵之，又況朱云者乎?云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云，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奸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

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云者，召入。攝衣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 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

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jié)，不附顯等，而與云相結。云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云疑風吏殺人。群臣朝見，上問丞相以云治行。丞相玄成言：“云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云。云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云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fā)其事，奏咸宿衛(wèi)執(zhí)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云，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后知云亡命罪人，而與交通，云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云獄，減死為城旦。咸、云遂廢錮，終元帝世。

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云上書求見。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茍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愿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余。”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云下。云攀殿檻，檻折。云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 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將云去。于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云自是之后，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云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云宿，從容謂云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云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后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云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云年七十余，終於家。病不呼醫(y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槨。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云，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奸隙，軍旅不隊。……

這是一篇合傳，班固為之立傳的是五個人，除本書選錄的楊王孫、胡建、朱云以外，另二人是梅福和云敞。這二人，一位是抗言直諫矛頭直指擅權的寵臣王鳳;一位則不避風險，為師收尸，以此舉動表示對王莽暴政的抗議。和楊王孫、胡建、朱云三人一樣，班固為之立傳，既非他們有蓋世的武功，亦非有奇突的謀略，他們之間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不同程度地和權貴、外戚、佞幸及其不良風俗作過抗爭。

班固因是奉詔修史，往往不能像司馬遷那樣對社會黑暗、封建統治的殘酷等進行盡情的揭露。但是，出于一個史家的正義感和良知，《漢書》中也常常能從側面暴露出統治者的驕奢淫逸、兇狠殘暴和社會風俗中的種種腐敗現象。這篇合傳，就鮮明地表露出班固進步的思想傾向。

班固對楊王孫，并沒有從多方面展示他的生平事跡，而是集中筆墨寫他臨終有自身力行、遺令裸葬這一典型事件，從而表現了班固對厚葬之風的否定和批判。

厚葬之風，不僅漢朝，也是整個封建社會的一個頑癥。此習俗從吳王闔閭開始到秦始皇達到了高峰。漢朝，總的趨勢是越來越嚴重。據索琳聲稱：“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貢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晉書·索琳傳》)帝王治陵所需的開支竟占天下貢賦的三分之一，令人咋舌。武帝時，國力強盛，厚葬之風達到高峰。武帝修建茂陵歷時五十三年，及葬時，“其樹皆己可拱”。墓內殉葬品極為豪華，據《漢書·貢禹傳》的記載，有“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等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這種習俗發(fā)展到東漢，已成為一個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潛夫論·浮侈篇》云：“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yǎng)，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棺，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厚葬之風所造成的惡果，直接危及統治者的長治久安，不僅與封建禮制背道而馳，而且也影響百姓家給人足。漢世文帝、成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安帝都曾下詔，明令不許殫財厚葬。處在厚葬之風盛行時代的班固，為楊王孫立傳，有其明顯的積極意圖。

從楊王孫報祁侯書來看，楊王孫用來對付厚葬的思想武器基本上是老莊哲學中的生死觀念。把死亡視為大歸，視為物化，視為返真，而費財厚葬，將“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這種“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的精神實在是矯正時弊的一帖良藥。楊王孫裸葬不能不使人聯想到莊子“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赍送”的超脫。這種超脫顯然有某種進步意義。班固基本上是一個儒家信徒，在此文中卻對黃老思想表現了意外的推崇。這種變通說明班固決不僅僅是一個為歷史而歷史的史學家，他同樣具有強烈的現實參與意識。

比厚葬之弊更難消除的是寵幸，權貴擅權后的飛揚跋扈，恣意胡為。許多正直官吏往往因此而遭殃，胡建與朱云悲劇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胡建堪稱一位干練、果敢的官員。他得以揚名的一樁政績——私斬監(jiān)御史，充分體現了勇猛、沉著與敢作敢為。后作為渭城令，也是“治甚有聲”。可就是因為他辦事正直，得罪了外戚公主、上官安、丁外人一伙，竟被逼自殺。長公主、上官安、丁外人在昭帝時代，是一伙權勢炙手可熱的外戚、權貴。長公主是昭帝的姐姐，丁外人是長公主的情夫，他們互通聲氣，交相勾結，形成了一個可與當時的重臣霍光抗衡的集團。丁外人為了報自己的私怨，射殺了故京兆尹樊福。胡建履行自己的職責，帶領捕吏圍捕兇手。由于兇手的靠山權勢甚大，不僅沒能捕到，還被蓋主、丁外人等率領家奴將政府部門的游徼們奔射追散。他們這樣做，已經充分暴露了這幫外戚幸臣們的橫行霸道。他們殺了人，不但不讓抓兇手，反而射散了抓兇手的官吏。可是事情到此，長公主仍不肯罷休，還要使人上書彈劾胡建的游徼傷了自己的家奴。顛倒黑白到了何種程度。胡建不過為自己的部下辯護幾句，就被定罪下獄。胡建面對官位，勢力遠高于監(jiān)御史的長公主一伙，昔日的勇猛與機智都無從施展，只能以一死抗爭。當權者的橫蠻于此可見一斑。

與胡建相比，朱云的性格、經歷可能會導致一些非議。他好勇斗狠，數次犯法亡命。然而他在與五鹿充宗、石顯、張禹等佞幸和寵臣作斗爭時表現出來的勇氣、膽略與正直，無疑是值得敬佩的。石顯是一個宦者，在元帝時紅得發(fā)紫，權傾一時。《漢書·佞幸傳》稱：“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少府五鹿充宗，因擅長梁丘《易》而得寵。石顯與五鹿充宗，還有當時的中書仆射牢梁等結為黨羽。他們都得寵位，兼官據勢。當時有首民謠道：“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河累累，綬若若邪。”可見權勢沖天炙手可熱。當時凡言石顯之短的如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第一大批人，或棄市、或自殺，或廢錮。因此，當時的宰相韋玄成也只能阿諛奉迎，只圖容身保位而已。成帝時的張禹，幾乎和元帝時的石顯有著同樣的權勢。張禹作為皇帝的師傅，深得成帝寵幸。他位極人臣，成帝對他是有求必應。面對這些權勢顯赫的大人物，站出來公然抗爭，實在需要極大的勇氣。而且朱云并不因為第一次上疏指責韋玄成、石顯而被下獄和減死為城旦的結局所嚇退。在對張禹的斗爭中，廷爭不屈，直至攀折殿檻，確是不負狂直之美名，連成帝也要用這攀折了的廷檻來表彰直臣。盡管如此，朱云自此以后也是郁郁不得志，終身不再仕，最終結果可以說也是一場悲劇。胡建、朱云這樣的悲劇，實在是封建社會中稍有正義感的官員所難以避免的。

在一篇分別記敘數人事跡的合傳中，如何避免行文單調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課題。班固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根據三個人物的不同特點，選擇了不同敘述角度，采用了各異的敘述方式。記楊王孫時，重點引錄他的臨終遺書，以議論見長;記胡建則以敘述事件為主;寫朱云則以刻畫人物為重。這樣，楊王孫的豁達灑脫，胡建的果決干練，朱云的狂傲迂直，分別展現在讀者面前，各自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對朱云的刻畫，重點截取舌戰(zhàn)五鹿、諫責韋玄成、殿前抗爭等典型場面，把一位不畏強暴的直臣義士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三位人物的傳記合在一起，錯落有致，避免了行文結構上的平直單調之弊，充分展示了班固在布局上的匠心。

外戚、宦官專權是東漢統治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班固在世的最后幾年，由于和帝年幼，竇太后臨朝稱朕，外戚竇憲就總攬大權。以后，歷整個東漢，宦官、外戚輪流擅權，互相攻伐，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班固在這篇傳記中，對西漢權貴、寵臣專權橫行霸道、胡作非為的劣行的揭露，當時不但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表現出一定的先見之明。如果當時的統治者真正能從歷史中得到一定的教訓，東漢的政局大約會有所改善。總之，無論是班固對厚葬之風的反對，還是對權貴佞幸的揭露和對直臣義士的褒獎，都充分體現了班固作為一個優(yōu)秀史家所具有的進步思想。而體現在行文布局上的匠心和敘述上的詳略得體，更表現了他的高超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