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書體例】

一提起先秦詩歌，人們立即就會想到《詩經(jīng)》和《楚辭》，這原是很自然的事。因為二者一先一后，一北一南，各以其獨具面目的輝煌成就，形成了我國詩歌的兩大源頭。而后，匯合而下，又兼納眾川，不辭涓流，遂蔚為汪洋浩瀚的壯觀。

《詩經(jīng)》中之“三頌”與“大雅”的部分篇章，乃宗廟祭祀之作。多為集體意識、集體情感的表現(xiàn)。雖時有頗具審美意義的片斷，但總體看來，其審美價值似難勝其歷史文獻價值。至于“小雅”，特別是“國風”，或為士大夫的詠嘆，或為普通人的寫懷，則大抵是個人抒情之作。其所抒之情，又多植根于現(xiàn)實的社會人生，或貼近于平凡的日常生活。其間突出的“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不平之鳴，自然極為可貴，但其豐富的內(nèi)容，又絕非上述二端所可囊括。而那質(zhì)樸而明快的語言，生動而真切的形象，一唱三嘆、回環(huán)往復的形式，委婉曲折、深厚悠長的韻味，質(zhì)言之，那短小精悍而內(nèi)涵深沉的抒情藝術(shù)，已充分顯示出我國具有民族特色的抒情詩歌，已發(fā)展到一個很可觀的水平。

以屈原的作品為代表的《楚辭》，雖然產(chǎn)生于極富巫術(shù)宗教色彩的南楚文化的土壤中，但其本質(zhì)特征也并非“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地”數(shù)語所可盡，不當認為它是純粹的楚產(chǎn)。它對北方文化多有汲取，是冶二者于一爐而鑄成的。劉勰說它是“雖取熔經(jīng)意，亦自鑄偉辭”，如果我們不拘泥于字面，他的概括應當說是符合事實的。這不僅從他高昂的人格、理想的美政、不懈的追求精神，及其與一系列色彩繽紛的審美意象的完美結(jié)合上可以看出，也可以從如《橘頌》、《天問》等接近《詩經(jīng)》體制的作品，如《離騷》、《九歌》、《九章》等典型的“楚辭體”這全新的創(chuàng)造間的聯(lián)系看得出來。正因為詩人很好地解決了繼承與革新、汲取與創(chuàng)造的關(guān)系，所以才得以在南國的土地上，生長出“驚才風逸，壯志煙高”這樣一叢奇葩，使我國詩歌發(fā)展又到達一個更優(yōu)美迷人的新天地。

說到這里，我們自然得感謝《詩經(jīng)》與《楚辭》兩部總集的收集與保存者，如無他們的功勞，我們現(xiàn)在回顧我國詩歌的源頭，恐會深有“不辯仙源何處尋”之嘆了。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卻不免又會產(chǎn)生這樣的疑問：先秦的詩歌是否已盡于此二編，此外即更無詩作了呢?《詩經(jīng)》所收錄的作品，上起西周初年，下迄春秋中期。那么首先，周初之前還有沒有詩?

鄭玄《詩譜序》開篇曰：“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资柙疲骸吧匣手^伏曦，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庇衷拼藭r人類“與物未殊”，也就是說人類還未能把自己提到與客體自然相對立的地位，而詩則是創(chuàng)作主體對客觀的社會人生獨立思考和審美把握活動的結(jié)晶，因而鄭玄認為“上皇之世”無詩，當是對的。不過接著鄭氏又謂五帝時代，“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雖文獻無征，未敢遽完詩之有無，而下及虞舜、有夏、殷商，他卻以為已有詩歌了。這一論斷，亦不無道理，因為這一時期，我們的先民已走近、繼而進入文明時代的大門了。只是流傳、保存下來的很少，而且多是后人依據(jù)傳聞、記錄、整理乃至潤色加工而成。即使如此，如《彈歌》之詠狩獵，《擊壤》之歌耕作，《南風》、《蠟辭》之祈禱來年生產(chǎn)順遂等等，其間原始宗教和巫術(shù)活動的色彩，集體意志與情感的體現(xiàn)，強烈而直接的功用目的，畢竟還保存著先民勞動生活的不少痕跡。這無疑可以說明在《詩經(jīng)》之前，我國詩歌的發(fā)展已經(jīng)經(jīng)歷過一個不很短的歷史過程了。

其次，孔子刪詩之說，固不可信，然自周初至春秋中葉六個世紀中，人們所創(chuàng)作的詩歌，恐亦不只此三零五篇。又，自春秋中葉以后，下迄戰(zhàn)國后期《楚辭》的出現(xiàn)，這二、三個世紀間，詩壇固顯得沉寂，但詩歌當不至絕響?？傊惹氐脑妷?，揆諸情理，當不止是《詩經(jīng)》、《楚辭》兩座孤峰，忽然拔地而起，了無依傍。

這部《先秦詩歌=辭典》，于《詩經(jīng)》、《楚辭》二編外，對見諸其他文獻的古詩歌謠，亦適當予以簡擇選錄，又輔以考辨賞析，如能沿波討源，觀其會通，則必不唯有助于解釋上述之疑，亦指有助于對先秦詩歌發(fā)展內(nèi)在規(guī)律的認識與把握。

高海夫

1993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