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詩《詠懷詩·一日復一夕》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本篇原列《詠懷》詩第三十三。詩人傾吐了自己在“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慎世態度背后的強烈苦悶和憂懼。

阮籍的放曠拔俗、任性不羈是人們所熟知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卻又“喜怒不形于色”(《晉書·阮籍傳》)。他的好友嵇康也稱“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與山巨源絕交書》)。據李康《家誡》所載，晉文帝曾與人論及以謹慎見稱于世的人物也極力推崇阮籍，說：“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 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世說新語·德行》注引)阮籍的“至慎”，除了他幼時所受的儒家教育影響，主要還是為了在“天下多故”的時代里給自己涂上一層保護色。他雖然洞察世弊，對司馬氏集團抱有強烈的反感，有時也以曲折隱晦的筆法寫在給自己看的詩里，但人前背后絕不說長道短; 即使一些越禮驚俗、放達不羈的舉動，往往至多是針對“禮法之士”和所謂的“禮”，而極少觸及司馬氏集團的敏感點。例如《晉書》本傳所載，他“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世說新語》注引《晉紀》：“籍母將死，與人轉棋如故，對者欲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這些舉動，雖然驚世駭俗，但對司馬氏篡奪神器并無妨礙，因此不但可以容忍，而且更可以借此以表示“豁達大度”。阮籍的性格和對司馬氏的反抗性都比嵇康軟弱得多，嵇康“剛腸疾惡，遇事而發”; 阮籍曾有“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的主張，晚年更信奉“變化移易，與神明扶”的處世哲學，一生始終未同司馬氏集團公開決裂。司馬氏也只是視其為思想上的異己而非政治上的敵手。但盡管如此，司馬氏集團仍是向他不斷施加壓力，迫其就范，要其俯首聽命，給不甘心同流合污的詩人造成了沉重的思想負擔，他的部分《詠懷》詩彌漫著悲觀的氣氛，充滿著憂慮的恐懼，本篇便是其中突出的一首。

詩的前兩句重復時間概念，使人聯想到詩人朝朝夕夕時時刻刻都遭受著精神上的煎熬。由于長期的精神壓抑，詩人的容貌在不斷衰老，精神在不斷消竭。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與其他《詠懷》詩一樣，詩人也沒有加以明確的說明，只是含糊籠統地歸之于“胸中懷湯火”。這里的“湯火”，自然就是指“禮法之士”的迫害和司馬氏集團所施加的壓力。下句“變化故相招”，即承前“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而言，一個“故”字點出了精神壓抑和外形變化，精神耗竭的因果關系，隱隱表達了詩人對司馬氏集團的抗議。詩接著寫詩人“至慎”的原因： “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在這善惡難分的世界上，萬事變化多端，使人防不勝防。涉世過深會被卷入是非，遁世躲避，有時也難脫厄運，試看詩人的“神契”之友嵇康不就是盡管脫俗避世也未擺脫敵對勢力的猜忌而終于被害嗎?“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表現了作者對死亡的畏懼。詩人在《達莊論》中雖曾高唱“恬于生而靜于死”，似乎已將生死置于度外，那些“放達”行為也顯示著他是道家思想的信奉者，其實在生死問題上他并不達觀，“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詠懷》詩中雖再三詠嘆，可見是耿耿于懷，這里正是再一次地表達了他對死亡的恐懼，這恐怕也正是他不敢正面反抗司馬氏集團以“至慎”、“放達”韜晦武器的真正原因。詩最后化用《詩經·小宛》的成句，人們只看到他的“至慎”和“放達”，卻不知道他內心深處那種如履薄冰的憂懼和矛盾痛苦的心情。

阮籍在《詠懷》第三十四中唱道“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與本篇首四句何其相似。同樣的內容，同樣的語匯再次重復，令人想見這朝朝夕夕令人難以忍受的“膏火自煎熬”，給詩人帶來了多大的痛苦，以致一之不足吟詠至再。黃侃曰： “衰老相催，由于憂患之眾。而知謀有限，變化難虞，雖須臾之間猶難自保。履冰之喻，心焦之談，洵非過慮也。”聯系到在“高平陵之變”中，司馬氏一次就殺了數千人，以及此后日益顯露出來的兇殘陰險的面目，詩人在《詠懷》中所流露的憂懼確實是“洵非過慮”。本篇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詩人為什么要“放達”，又為什么“性至慎”，又為什么“放達”和“至慎”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會在他身上同時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