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袁枚詩《同金十一沛恩游棲霞寺望桂林諸山》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奇山不入中原界，走入窮邊才逞怪。桂林天小青山大，山山都立青天外。我來六月游棲霞，天風拂面吹霜花。一輪白日忽不見，高空都被芙蓉遮。山腰有洞五里許，秉火直入沖烏鴉。怪石成形千百種，見人欲動爭谽谺。萬古不知風雨色，一群仙鼠依為家。出穴登高望眾山，茫茫云海墜眼前，疑是盤古死后不肯化，頭目手足骨節相鉤連。又疑女媧氏，一日七十有二變，青紅隱現隨云煙。蚩尤噴妖霧，尸羅袒右肩，猛士植竿發，鬼母戲青蓮。我知混沌以前乾坤毀，水沙激蕩風輪顛。山川人物熔在一爐內，精靈騰踔有萬千，彼此游戲相愛憐。忽然剛風一吹化為石，清氣既散濁氣堅。至今欲活不得，欲去不能，只得奇形詭狀蹲人間。不然造化縱有千手眼，亦難一一施雕鐫。而況唐突真宰豈無罪，何以耿耿群飛欲刺天?金臺公子酌我酒，聽我狂言呼否否。更指奇峰印證之，出入白云亂招手。幾陣南風吹落日，騎馬同歸醉兀兀。我本天涯萬里人，愁心忽掛西斜月。

(據四部備要本《小倉山房詩集》，下同)

袁枚(1716—1797)是乾隆時代的重要詩人和詩論家，論詩標舉“性靈”，以為“凡詩之傳音，都是性靈”。(《隨園詩話》卷五)強調詩歌要表現真性情，又要有靈機。他說：“嘗謂千古文章，傳真不傳偽，故曰詩言志，又曰修辭立其誠。然而傳巧不傳拙，故曰情欲信，詞欲巧。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古之名家鮮不由此。今人浮慕詩名而強為之，既離性情，又乏靈機，轉不若野氓之擊轅相杵，猶應風雅焉。”(《錢嶼沙先生詩序》)真誠的情志，巧妙的言詞，性情與靈機的結合，是“性靈說”的主要內容。他主張詩要寫得靈巧、風趣、有生氣、有創造性，對同時代詩壇流行的“神韻”、“格調”、“肌理”諸說的流弊，都有批判，對“格調”、“肌理”抨擊尤力。其詩論主要見于《隨園詩話》、《續詩品》和《答沈大宗伯論詩書》等書信文章里。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有正集三十七集。續集二卷，共計古今體詩四千四百八十四首。詩歌內容主要寫個人生活遭際，如游歷山水、訪古探幽、師友往來酬贈、閑居生活、村野小景等等，也有少量詩篇反映民間疾苦、揭露剝削者的心術。王昶說他：“才華既盛，信手拈來，矜新斗捷，不必盡遵軌范。且清靈雋妙，筆舌互用，能解人意中蘊結。”(《湖海詩傳》卷七《蒲褐山房詩話》)吳應和說：“歸愚(沈德潛)宗伯以漢魏盛唐之詩唱率后進，為一時詩壇宗匠。隨園起而一變其說，專主性靈，不必師古。初學立腳未定，莫不喜新厭舊，于是《小倉山房集》人置一編而漢魏盛唐之詩絕無掛齒。蓋其有軼群之才，騰空之筆，落想不凡，新奇眩目，誠足傾倒一世。惟是輕薄浮蕩習氣，與《三百篇》‘無邪’之旨相悖。數年來，雖聲譽折減，而詩猶膾炙人口，流弊正無底止。”又說其“七古七律，盡有獨出冠時之作，非白非蘇，卻有先民矩矱;至于五古之合度者，不過廖廖數篇，余則一味淺俗，無可抉擇，實于漢魏晉宋人詩未曾留意，宜其無能為役矣。集中投贈應酬諸詩，多見才情，人皆樂于摹仿”(《浙西六家詩抄》卷五)。舒位《乾隆詩壇點將錄》奉袁枚為都頭領。可見袁枚在乾嘉詩壇的地位和影響。

《同金十一沛恩游棲霞寺望桂林諸山》作于乾隆元年袁枚二十一歲時。 這年春天，袁枚到廣西巡撫金鉷幕中探望叔父，受到金鉷賞識，“公(指金鉷)奇枚狀貌，命為詩，大異之。 當是時，天子詔舉博學鴻詞之士，四方舉者，每疏累數人，多老師宿儒。公獨專為奏稱某年二十一歲，賢才通明，羽儀景運，應此選克稱。語多溢美，天下駭然……廣西自高爵以下至于流外，驚來問訊。”(袁枚《廣西巡撫金公神道碑》)又云：“公每見屬吏，談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詩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動作。余在屏后聞之竊喜。探公見客，必隨而竊聽焉。”(《隨園詩話》卷一)此時，袁枚家境清貧，尚未中科舉入仕途，但在鉷幕中，心情還比較愉快。 此詩開頭所寫“奇山不入中原界，走入窮邊才逞怪”，除了寫山以外，恐怕多少也有點人事感觸在內。

詩題中的“金十一沛恩”，詩中稱曰“金臺公子”，在金氏家族的同輩兄第中排行十一，是袁枚年輕時的朋友。在袁枚早年詩作中有《和金沛恩詠昭君紙鳶》(載《隨園詩話》卷九)。

這是一首游山詩，雜言古體，隨著詩意的發展，五次轉韻。開頭四句，用去聲“卦”、“泰”韻，總寫桂林諸山的特色： 地處窮邊，山形怪奇，山峰高大，顯得山大天小，山在天外。后來大詩人鄭珍寫云南碧霄洞，開頭“黃螾翻劫波，誤落荒服外。睚毗恚五岳，中原各尊大”(《正月陪黎雪樓恂舅游碧霄洞》)四句，詩意與袁詩開端相似，都寫名山地處荒遠。鄭詩用了神話典故，語言古奧，寫得雖好，但很難用相當的詞匯對譯，即使意譯，也不過像袁枚詩句。袁枚原詩卻是通俗淺近，易讀易懂。

“我來”十句，換用平聲“麻”韻，寫六月游棲霞洞的感受。“天風拂面吹霜花”，形容夏日桂林山風的涼意;白日不見，芙蓉遮空，寫群山高大，峰巒蔽日。“山腰有洞”以下六句，描寫棲霞洞中的奇觀。棲霞洞又名七星巖，以深邃奇幻見稱。它原有一段地下河道，由于地殼上升，河道露出地面，成為陸地上的巖洞。洞長一千多米，大量的石鐘乳、石筍、石床等凝生在洞頂、石壁和地面，組成洞中奇景。“五里許”言洞之深，并非實數。“秉火入”言其幽暗。“怪石成形千百種，見人欲動爭谽谺。”雖則沒有展開鋪敘，寫得極其概括，但“欲動”二字傳出了怪石之神，把靜止不動的東西寫得栩栩如生。因為本詩重點在“望桂林諸山”對棲霞洞只略作敘寫，沒有多花筆墨。

自“出穴登高望眾山”至“何以耿耿群飛欲刺天”，寫詩人“望桂林諸山”的所見所感。用平聲“先”韻。詩人走出棲霞洞，登高而望，一片茫茫人海。云海之上，眾山峰巒各具形態。隨著云煙的飄忽變幻，各種峰巒也在改變形狀，顯現不同的色澤。詩人由眼前所見的眾山形態聯想出一連串的神話形象：“盤古死后不肯化，頭目手足骨節相鉤連。”這是一組形象;“女媧氏，一日七十有二變，青紅隱現隨云煙。”這又是一組形象。前者是云煙相對靜止狀態下顯露的群峰形象，比較定型;后者則是在云煙飄蕩浮沉時隱現的峰巒形象，是瞬息萬變的、不定型的。再用蚩尤噴霧、尸羅袒肩、猛士豎發、鬼母戲蓮等等想像畫面，廣譬博喻，著意擬寫望中所見桂林諸山的怪形異狀，富有立體感、群體感。“我知混沌以前乾坤毀”以下，寫上述奇形詭狀的山形的由來，是詩人在望山時的所想所思。詩人對桂林山形地貌形成的解釋當然屬于議論，但其中有些句子用了形象化的語言，有奇特的想像夸張，所以不顯得枯燥。吳應和評此詩說：“游山詩不過狀寫景物，乃于中幅忽發奇議，以泄靈秘，非才大如海者不辦。”(《浙西六家詩抄》卷五)指出這首游山詩與眾不同的特點，也贊揚了袁枚寫詩的才氣。

“金臺公子”四句再換上聲“有”韻，寫詩人與同游人金沛恩的對話。金沛恩不同意詩人的“狂言”，詩人則抬手指點著出入白云間的奇峰來印證自己的說法。

最后四句，轉用入聲“月”韻，寫歸途情懷。此時詩人功名未成，作客異鄉，不免有天涯萬里、“我寄愁心與明月”之感。

我國山水詩源遠流長，以游山詩而論，六朝唐宋以來，諸名家、大家的集子里多有描寫祖國名山大岳、奇洞險峰的作品，長篇短制，古風近體，或以雄奇見長，或以清遠取勝。詩人各逞才氣，爭奇斗妍，用各種色彩、手法描繪祖國的名山勝境。就桂林而言，袁枚以前，杜甫、韓愈、白居易、李商隱、黃庭堅、范成大諸家以至元明兩代的不少詩人文士，都留下了歌詠桂林山水的詩篇。袁枚于乾隆元年、四十九年兩次到廣西，在桂林作詩四十首，他對棲霞洞特別贊賞，六十九歲重游時又寫下“桂林諸洞皆谽谺，就中奇絕稱棲霞”的詩句。而這首詩，重點不在描寫棲霞洞。他回憶說，這次游洞，“夏日阻水，游未盡其奇，詩未殫其妙”。“望桂林諸山”則是本詩的主要內容。袁枚說：“凡詠險峻山川，不宜近體。”(《隨園詩話》卷十三)因為近體篇幅短小，“古體地位寬余，可使才氣卷軸。”(同上卷五)又說：“游山詩貴寫得出。”(同上卷十四)就是要把山川的形貌、神態、性格充分表現出來。這首詩，發揮了古體“地位寬余”的優勢，施展了青年詩人的才氣，寫出了桂林諸山的奇異景象。詩人用他想像中的各種形象，特別是各種神話形象來比擬他“望”中見到的桂林諸山，讀者從這些耐人回味的形象中，既可感受到自然界的桂林山景的奇詭非凡，又可從盤古、女媧、蚩尤、尸羅、鬼母等神奇變幻的形象中進入想像的神話境界，從而雙重地感受到人間仙境和神話仙境的美。袁枚在《游桂林諸山記》中對桂林眾山作了如下描寫：“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竅、多聳拔、多劍穿蟲嚙，前無來龍，后無去蹤，突然而起，戛然而止。西南無朋，東北喪偶，較他處尤奇。”游記與詩都寫桂林群山的特征，可以參讀。還可注意的是：同一處山，在不同的時間、氣候等條件下，從不同的距離、角度去看，會呈現不同的形態。袁枚詩中所寫的桂林諸山，是他在特定的時間(“六月”)和氣候條件(有“茫茫云海”的日子)下，在一定的觀察點(“登高”)所望見的重巒疊嶂。由于云海變幻不定，因而眾山顯露的形貌神態也在刻刻變幻。這種景象，用奇幻的神話表象來比擬，十分合適。全詩句式以七言為主，在基本齊整的節奏里顯出長短參差的變化。伴隨著詩意的發展，用韻、句式、節奏等等也隨之靈活變化。不僅寫奇山、用奇喻，也發奇議、抒愁心，熔寫景、議論、抒情于一爐。藝術構思獨特新穎，不蹈襲前人。詩筆縱控自如，信手拈來，不受拘束。是袁枚早年詩歌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