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嚴復文《論世變之亟》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嗚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圣人無所為力，蓋圣人亦運會中之一物。既為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運會之所由趨，而逆睹其流極。唯知其所由趨，故后天而奉天時;唯逆睹其流極，故先天而天不違。于是裁成輔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從而觀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轉移運會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無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搆難，究所由來，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

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蓋我中國圣人之意，以為吾非不知宇宙之為無盡藏，而人心之靈，茍日開瀹焉，其機巧智能，可以馴致于不測也。而吾獨置之而不以為務者，蓋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養而已。夫天地之物產有限，而生民之嗜欲無窮，孳乳浸多，鐫镵日廣，此終不足之勢也。物不足則必爭，而爭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寧以止足為教，使各安于樸鄙顓蒙，耕鑿焉以事其長上，是故春秋大一統。一統者，平爭之大局也。秦之銷兵焚書，其作用蓋亦猶是。降而至于宋以來之制科，其防爭尤為深且遠。取人人尊信之書，使其反復沉潛，而其道常在若遠若近、有用無用之際。懸格為抬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憂，下愚有或可得之慶。于是舉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慮之倫，吾頓八紘之網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魚，而已曝腮斷鰭，頹然老矣，尚何能為推波助瀾之事也哉! 嗟乎! 此真圣人牢籠天下，平爭泯亂之至術，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與外國爭一旦之命，則圣人計慮之所不及者也。雖然，使至于今，吾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來，縮地之飛車不至，則神州之眾，老死不與異族相往來。富者常享其富，貧者常安其貧。明天澤之義，則冠履之分嚴;崇柔讓之教，則囂凌之氛泯。偏災雖繁，有補苴之術;萑苻雖夥，有剿絕之方。此縱難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而孰意患常出于所慮之外，乃有何物泰西其人者，蓋自高顙深目之倫，雜處此結衽編發之中，則我四千年文物聲明，已渙然有不終日之慮。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異齊桓公以見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哉!

夫與華人言西治，常苦于難言其真。存彼我之見者，弗察事實，輒言中國為禮義之區，而東西朔南，凡吾王靈所弗屆者，舉為犬羊夷狄，此一蔽也。明識之士，欲一國曉然于彼此之情實，其議論自不得不存是非善否之公。而淺人怙私，常詈其譽仇而背本，此又一蔽也。而不知徒塞一己之聰明以自欺，而常受他族之侵侮，而莫與誰何。忠愛之道，固如是乎? 周孔之教，又如是乎? 公等念之，今之夷狄，非猶古之夷狄也。今之稱西人者，曰彼善會計而已，又曰彼擅機巧而已。不知吾今茲之所見所聞，如汽機兵械之倫，皆其形下之粗跡，即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脈之所在。其命脈云何?茍扼要而談，不外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顧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則自由不自由異耳。

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歷古圣賢之所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 惟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相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賊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侵人自由之極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為此設耳。中國理道與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何則? 中國恕與絜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于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異，于是群異叢然以生。粗舉一二言之： 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于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于為學也，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倫，舉有與中國之理相抗，以并存于兩間，而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

自勝代末造，西旅已通，迨及國朝，梯航日廣，馬嘉尼之請不行，東印度之師繼至。道咸以降，持驅夷之論者，亦自知其必不可行，群喙稍息，于是不得已而連有廿三口之開。此郭侍郎《罪言》所謂：“天地氣機一發不可復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發之機，未有能勝者也。”自蒙觀之，夫豈獨不能勝之而已，蓋未有不反其禍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禍之發也愈烈。不見夫激水乎? 其抑之不下，則其激也不高。不見夫火藥乎? 其塞之也不嚴，則其震也不迅。三十年來，禍患頻仍，何莫非此欲遏其機者階之厲乎? 且其禍不止此。究吾黨之所為，蓋不至于滅四千年之文物，而馴致于瓦解土崩，一渙而不可復收不止也。此真泯泯者智慮所萬不及知，而聞斯之言，未有不指為奸人之言，助夷狄恫喝，而扇其焰者也。夫為中國之人民，謂其有自滅同種之為，所論毋乃太過? 雖然，待鄙言之。方西人之初來也，持不義害人之物，而與我搆難，此不獨有識所同疾，即彼都人士，亦至今引為大詬者也。且中國蒙累朝列圣之庥，幅員之廣遠，文治之休明，度越前古。游其宇者，自以謂橫目冒耏之倫，莫我貴也。乃一旦有數萬里外之荒服島夷，鳥言夔面，飄然戾止，叩關求通。所請不得，遂而突我海疆，虜我官宰，甚而至焚毀宮闕，震驚乘輿。當是之時，所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力不足耳。謂有人焉，伈伈伣伣，低首下心，講其事而咨其術，此非病狂無恥之民，不為是也。是故道咸之間，斥洋務之汙，求驅夷之策者，智雖囿于不知，術或操其已促。然其人謂非忠孝節義者徒，殆不可也。然至于今之時，則大異矣。何以言之? 蓋謀國之方，莫善于轉禍而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茍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而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術，無俟于通達時務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喪心之人不為此。然則印累綬若之徒，其必矯尾厲角，而與天地之機為難者，其用心蓋可見矣。善夫姚郎中之言曰：“世固有寧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貴。”故推鄙夫之心，固若曰：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吾奈何令若輩志得而自退處無權勢之地乎! 孔子曰：“茍患失之，無所不至。”故其端起于士大夫之怙私，而其禍可至于亡國滅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由是觀之，仆之前言，過乎否耶? 噫! 今日倭禍特肇端耳。俄法英德，旁午調集，此何為者? 此其事尚待深言也哉? 尚忍深言也哉! 《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又曰：“瞻烏靡止。”心搖意郁，聊復云云，知我罪我，聽之閱報諸公。

(據《嚴幾道詩文抄》)

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里，贊美嚴復是“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是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嚴復的先進表現在什么地方呢?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里說，當時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嚴復在那個時代，向西方尋找真理，宣傳維新變法。蔡元培在《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里，稱嚴復“其大旨在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常以此上說下教”。這篇《論世變之亟》是他在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后發表的第一篇宣揚維新的論文。這篇論文杰出的成就是提出西洋的學術政治，“不外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他在1895年就提出西洋的科學與民主，用來反對當時清朝的封建主義，是早于五四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來反對封建禮教。同時，他還在這篇論文里提出了中西文化比較論，早于后來的各次中西文化比較論。這些，都顯示他是當時“先進的中國人”。

在《論世變之亟》里，嚴復指出當時國勢危急的病根所在。這是一方面。明白了病根所在，要對癥發藥，那就要“用西洋之術”，用“通達明務之真人才”。但頑固派為了保持自己的權位，起來拼命反對，“寧視其國之危亡，不以易其一身一瞬之富貴”，成為“用西洋之術”來救亡的最大阻力，所以必須對頑固派的這種私心進行攻擊。這是又一方面。

嚴復把“世變之亟”歸結到運會上去。運會好比世界的潮流或趨勢，不是人力所能夠改變的。圣人只能看到世界潮流的趨向跟上前去，或者有先見之明，跑在時代的前面，這樣才能“置天下于至安”。那班頑固派卻是“矯尾厲角，而與天地之機為難”，“其禍可至于亡國滅種”。這是他從對運會的看法來攻擊頑固派，指出他們的自私所造成的危害。

從造成世變的運會來說，問題不在于西人的“善會計而已”，“擅機巧而已”，不在于西人精于造“汽機兵械”，與“天算格致之最精”，而要從中西事理方面去推求。“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治亂盛衰為循環，西之人則日進無疆，主張進化”。嚴復是要用力今勝古來代替好古忽今，用進化論來代替循環論。他談到西洋文化的命脈時說：“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他說的黜偽崇真就是崇尚科學，屈私為公就是提倡資產階級民主。他在《原強》等篇里對這兩點作了更詳盡的發揮。因此，他是要用當時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民主，來代替當時中國的學術與專制政治。在1895年，嚴復就提出這樣的主張，站在資產階級維新派的立場，替維新派建立理論根據，并向封建的頑固派進攻。因此，這篇文章當時是很有進步作用的。

不過，由于時代的局限，這篇文章里有些論點是不正確的。比方他追究造成祖國貧弱的原因，說是由于圣人之意要生民相安相養，要平爭泯亂。這顯然是唯心的。再如說西洋文化的命脈，“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斯二者與中國理道初無異也”。我們從他別的文章中間知道，他這里是說西洋資產階級的科學與民主，跟當時中國的封建統治所提倡的學術刑政是完全不同的，說成“初無異也”就混淆了兩者的分別。至于歌頌資產階級的所謂自由與平等，那也是跟時代的局限性分不開。

嚴復這篇文章，在當時是有很大的說服力的。中國在甲午戰敗以后，全國受到了極大的震動。怎樣來挽救祖國的危亡，就成了當時人們迫切關心的問題。嚴復在這篇文章里面提出對運會的看法，從中西文化的不同來說明“世變之亟”，這樣探究本源，具有說服力。他善于用相反的東西作比來加強說服力，像用“好古忽今”跟“力今勝古”相比，用治亂盛衰的循環跟日進無疆的進化相比。再像重三綱和明平等，親親和尚賢，節流和開源等等，這樣一比就顯出中西事理的不同來，就顯出造成世變之亟的根源所在，使人相信只有用西洋之術才能救危亡了。這篇文章，在攻擊頑固派上，揭出不同的情況來談，也具有說服力。他并不認為反對西洋的都是喪心病狂，在“道咸之間，斥洋務之污，求驅夷之策者”，“其人謂非忠孝節義者徒，殆不可也。然至于今之時，則大異矣”。他根據不同的歷史時期來把反對西學者作不同的評價也是很有說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