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憤詩
僅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
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
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
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
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
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
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
馬邊懸男頭, 馬后載婦女。
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
還顧邈冥冥, 肝脾為爛腐。
所略有萬計, 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 欲言不敢語。
失意幾微間, 輒言斃降虜,
要當以亭刃, 我曹不活汝。
豈復惜性命, 不堪其詈罵。
或便加棰杖, 毒痛參并下。
旦則號泣行, 夜則悲吟坐。
欲死不能得, 欲生無一可。
彼蒼者何辜?乃遭此戹禍。
邊荒與華異, 人俗少義理。
處所多霜雪, 胡風春夏起。
翩翩吹我衣, 肅肅入我耳。
感時念父母, 哀嘆無窮已。
有客從外來, 聞之常歡喜。
迎問其消息, 輒復非鄉里。
邂逅徼時愿, 骨肉來迎己。
已得自解免, 當復棄兒子。
天屬綴人心, 念別無會期。
存亡永乖隔, 不忍與之辭。
兒前抱我頸, 問母欲何之?
人言母當去, 豈復有還時?
阿母常仁惻, 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 奈何不顧思?
見此崩五內, 恍惚生狂癡。
號泣手撫摩, 當發復回疑。
兼有同時輩, 相送告離別。
慕我獨得歸, 哀叫聲摧裂。
馬為立踟躕, 車為不轉轍。
觀者皆歔欷, 行路亦嗚咽。
去去割情戀, 遄征日遐邁。
悠悠三千里, 何時復交會?
念我出腹子, 胸臆為摧敗。
既至家人盡, 又復無中外。
城郭為山林, 庭宇生荊艾。
白骨不知誰, 縱橫莫覆蓋。
出門無人聲, 豺狼號且吠。
煢煢對孤景, 怛咤糜肝肺。
登高遠眺望, 魂神忽飛逝。
奄若壽命盡, 旁人相寬大。
為復強視息, 雖生何聊賴?
托命于新人, 竭心自勖厲。
流離成鄙賤, 常恐復捐廢。
人生幾何時, 懷憂終年歲!
蔡琰是東漢著名文學家蔡邕的女兒,她成長于讀書官宦之家,博學有才辯,又妙于音律,如果世態安寧,生活該是美滿幸福的。但是生逢亂世,她的遭遇卻十分不幸。她早年嫁給河東衛仲道,不到兩年丈夫便死了。自此,各種打擊接踵而來。她回到娘家,父親,在董卓作亂事件中被執,死于獄中。接著,她被董卓部下的亂軍掠虜,受盡折磨,轉輾沒入南匈奴,陪伴左賢王12年。隨后又拋下兩個兒子,被曹操贖回,重嫁于董祀。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名門閨秀,經過了這么多苦難與摧殘,其身心創傷確非一般可比。當她還在災難過程之中,也許由于生存的威脅,來不及撫摸傷痕,心靈麻木了,得過且過而已。而一旦惡夢般的災難稍稍平息,她追懷往事,痛定思痛,自然會苦楚難當。—個人受到了嚴重損害,其直接的行動反應是自衛,當他不能自衛,便會積憤于心而宣于言表。不論自衛行為或宣泄積憤,其心理狀態都是維護自身的尊嚴和精神價值,以取得自己的心理平衡。當被損害者被掠奪到投告無門,但還有一枝筆桿聽他使喚的時候,便會把自己全副身心寄托在筆桿的運用中。古今一切驚天動地的文學就是這樣寫出來的。蔡琰這首詩之所以成功,首先因為她內心里積蓄了重重迭迭的痛苦。她在痛定思痛之后,能用嚴竣的目光,審視構成痛苦的原因,記憶所歷痛苦的深廣質度,借助于詩歌形象把自己心理上要求的補償展示出來,護衛了自己的精神價值。痛苦的部分使讀者同情,補償的措施使讀者獲得安慰。讀者閱讀蔡琰的悲憤詩,在內心世界經歷了與蔡琰相同的過程,從失到得都取得讀者的承認。這就是蔡琰詩以及一切藝術作品的魅力之所在。這里順便說幾句:上邊說到精神價值的損失與補償,作者與讀者都經歷著同樣的過程。損失愈多,補償愈厚,作品便愈成功。得失的過程雖然相同,但作者與讀者的具體經歷是不一樣的。作者的失,是由事實上的失,肉體上的失而產生的精神上的失;作者的得只是通過寫作而獲得精神上的得,作品完成之日,便是精神獲得補償之時。失之在前,補嘗在后。而讀者的失與得卻是同時進行,同時在閱讀欣賞的過程中實現。作者的經歷使讀者連類所及而產生了感動,這是失;而讀了作品便會馬上意識到作者喊出了自己同樣的心聲。因而,獲得了安慰,這就是得了。感動與安慰同時實現,感動了就是安慰了。所以,讀者的得與失是同時實現的。內心積蓄的痛苦越深,而又能準確地把它宣泄出來,于作者便得到了精神補償,而于讀者便獲得深深的感動與滿足。愈是這樣的作品,便愈是成功的作品。
現在,我們就來研究蔡琰《悲憤詩》在怎樣程度上宣泄出內心的痛苦,怎樣使讀者獲得感動與滿足,進而由此對《悲憤詩》藝術價值的高低作出判斷。
《后漢書·黃祀妻傳》指出: “后感傷離亂追懷悲憤,作詩二章。”這首五言古詩是其中的一章,可見此詩是在“追懷”、“感傷”之中,對人生、對歷史作了綜合思考之后而作的。在這首詩中,蔡琰把個人命運的悲劇放在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之中去思考,而不是只看到一已的不幸,孤立地怨天尤人。詩一開頭就揭出一切不幸的總根子: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這種認識比許多古代作品只孤立地寫個人悲歡離合有更高更廣的視野。這句話等于說“上梁不正下梁歪!”直截了當地對漢家天子進行斥責。事實上正是由于漢皇廷的腐敗,權柄旁落于外戚、宦官手中,他們互相廝殺,才招致董卓作亂,引出了一場禍國殃民的大災大難來。
公元189年,漢靈帝死,少帝劉辯立,何太后臨朝,其兄大將軍何進執政,謀誅宦官,而何太后不從。于是何進召董卓入京以脅制太后。因事機不密,何進反為宦官所殺。何進部屬袁紹攻入宮中誅殺宦官,董卓乘機進京把持朝政,廢少常,殺太后,立劉協為獻帝,血洗洛陽,脅迫劉協遷都長安。袁紹起兵討董,王允與呂布刺殺董卓。蔡邕此時亦被入獄而死。董卓原部李催、郭汜又攻陷長安,大肆掠劫,長安被夷為空城。蔡琰被擄亦在此時。其后催、汜內訌,互相廝殺,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等襲擊李催,蔡琰又轉入南匈奴。這段復雜紛紜的歷史,蔡琰以董卓亂天常為綱,理出了清晰的歷史線索——圖篡弒,害賢良,逼遷都,挾人主,義師討董,身陷胡羌。這不僅顯示了她高度的洞察才能,而且表明她能擺脫了父親之死的感情糾葛,用嚴峻的態度去審視歷史的是非,董卓當權,蔡邕拜中郎將并封侯,后被王允執入獄中而死。對此,蔡琰不置一辭。卻把極大同情傾注于廣大百姓,她的筆下是這樣的一幅歷史畫面: “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 “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這是怎樣的胸懷?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絕境中,她仍然代表無辜百姓向蒼天質問: “彼蒼者何辜,乃遭此戹禍?”這種民胞物與的精神,正是屈原以降的最可寶貴的中國詩人的傳統。蔡琰的悲憤是時代的悲憤、人民的悲憤!正由此故,悲憤詩能震撼歷代讀者心靈,從而保證了它的美學力量。
痛社稷淪亡,悲生靈涂炭,是悲憤詩感人力量之所在,這是一種群體共生精神的高揚,對于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志士仁人,詩歌能長久地震攝他們的心靈,表現他們的意志與要求。但是并非每個具體人都會被這種精神所打動的。因為每個人的具體處境不同,有人可能對自己命運以外的事情不予關心。倘若詩歌能深入地揭示包括每個具體人都可能遭遇到的命運悲劇,那么,作品所迸發出來的力量,就可能具有更為深廣的效果。悲憤詩除了揭示了社會悲劇,還展示了極其感人的個人命運的悲劇。
詩的第二段著重敘述由自己的特殊命運,而引出的一場感情上的大搏斗。這場搏斗寫得高潮迭起,使人窺測到作者的內心世界宛如深廣的海洋。作者沒入匈奴,已經居住了12年,而且已經生下了兩個兒子,倘使是個情感較為淡薄的人,她內心的痛苦可能由于環境逐漸適應而趨于減少了。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她對于異邦的人情風土,始終是格格不入的。一提到自己的居處,便覺得這是遠去家邦的邊地,這邊地是荒涼的,陌生的。這里的人情風俗給她留下總體印象不僅與內地截然不同,而且是“少義理”的。用這個比較含糊的措辭,似乎是經過作者小心翼翼的選擇。蔡琰在父親被執入獄之時,便獲致了罪人家屬的身分,董卓亂軍焚掠蔡邕時怎樣把她虜獲,接著又怎樣沒入左賢王去卑的帳營,后來又怎樣再轉到陪伴左賢王生兒育女,其間具體情形已不得而知,但這個轉輾虜掠的過程本身,肯定包含她曾受過的許多委屈和侮辱。特別從漢人的婚姻觀念看去,其身心所受,更有難言之痛。然而這一切畢竟已經過去,她不愿再觸動這些心底深層的傷疤,不過細心的讀者會由這個“少義理”的用詞中,想象她身世的悲苦。她雖然已經同左賢王生下兩個兒子,看來也沒有多少夫妻溫暖,要不,怎會不置一辭?全部家庭溫暖,夫妻情分所留下來給她的直覺感受是“多霜雪”, “風肅肅”!她是一個怎樣悲涼的孤獨者啊!時光的流駛并沒有使她的思鄉之情趨于淡化,日日夜夜都沉浸在無窮的哀嘆之中。她靠想象中的安慰來支撐自己,想念什么呢?父母已經去世了。想象見到家鄉的親人吧,見到親人,可以聽到一些家鄉的消息。偶爾,果真有些客人來了,可是一探聽清楚,卻又不是自己的鄉親,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失望。這段時而欲言又止、時而傾心而訴的內心獨白式的詩文,已經向讀者展示出一顆已經被撕得完全破碎了的心靈。但是,她受到的摧殘卻沒有完結。一個更使人無法忍受的難堪事件又發生了。蔡琰這出人生的悲劇又展現出新的高潮。
“邂逅徼時愿,骨肉來迎己。”她日盼夜盼的夙愿,終于在一個早上突然實現了,而且來接自己的又是骨肉鄉親。這多么令人興奮啊!可是萬萬沒有想到,這暫時的歡欣,卻成了更大不幸母子分離的序曲。
悲莫悲兮生別離,何況是母子間骨肉分割?更何況從此別后,就“存亡永乖隔”?這真是不幸人生的頂點了!詩中對母子分離場面從四個角度進行濃墨重彩的描寫,渲染出極強烈的悲劇氣氛。首先,從主人翁的角度,直抒胸臆,說出“不忍與之辭”的苦楚,進而借用兒子的話語傳出母親最痛悲的心聲: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繼用客觀白描的手法描寫割別的慘象: “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最后,轉向在場人物的感動:馬兒不動了,車輪不轉了,旁觀的人群為之嘆息,甚至連過路的也被牽落淚珠。四個方面,四個角度,都指向同一中心,復沓回環,渲染出極強烈的悲劇氣氛,創造出讓人回腸蕩氣的藝術效果。
作者在前邊兩段分別寫了苦難的人民和苦難的自身,最后一段把筆觸轉向了苦難的家園。這一層遞進一層的布局使悲劇主題塞滿了所有空間。讀者也一步步地被全面地籠罩起來,毫不自覺地與作者一起艱難呼吸,喟嘆悲慘的人生,詛咒那個使人絕望的時代。
流浪者的思鄉之情,有如一根根割不斷的紐帶。兒時最平常的一草一木,都會在記憶中觸發出無限深情。何況蔡琰自異域歸來,帶著闊別12年的思念,將要到家門了,不用說總懷有一些喜悅和希望。她之所以要寫出這一段關于家園的文字,大概是以這種感情為發端的。須知,她在匈奴生活的時候,倘若“有客從外來”,便會“聞之常歡喜”。現在,她已踏人家門,她見到的是: “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她所聽的是: “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這是個什么家呢?還談什么喜悅和希望?她確是無言可說了。能夠用語言說出自己在痛苦,還表示自己尚有知覺。如今,她連知覺都沒有了:站在那兒,只覺肝肺破碎——“怛咤糜肝肺”,抬起頭來,感到魂魄飛揚——“魂神忽飛逝”!一句話,全部神經麻木了,死了。活著回家,只換來了死的感覺。今后呢? “雖生何聊賴”!換成今天的話,便是:用死的感覺去迎接無賴的生涯!
這一段詩歌寫得極為沉重和濃縮。仿佛空氣凝固了,大地僵化了,人生也只是一道枯竭了的河床,一切都成了槁木死灰,沒有絲毫活氣。這是全詩的高潮,是悲憤的極致境界,也是藝術的極致境界。作者心中的痛苦在此獲得充分的渲泄,因而也借此獲得了補償,取得重新心理平衡,寫完了悲憤詩的蔡琰,她的心情肯定比先前輕松得多。欣賞《悲憤詩》的讀者因共鳴而產生了痛苦卻換來了藝術上的滿足,所有讀完此詩的人都會在嘖嘖喟嘆之后而有所領悟。作品導游了一代代心靈從痛苦而復歸平靜;作品自身也因之一代代通向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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