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李夢陽詩《林良畫兩角鷹歌》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百余年來畫禽鳥，后有呂紀前邊昭。二子工似不工意，吮筆決眥分毫毛。林良寫鳥只用墨，開縑半掃風云黑。水禽陸禽各臻妙，掛出滿堂皆動色。空山古林江怒濤，兩鷹突出霜崖高。整骨刷羽意勢動，四壁六月生秋颸。 一鷹下視睛不轉，已知兩眼無秋毫。 一鷹掉頭復欲下，漸覺振翮風蕭蕭。匹綃雖慘淡，殺氣不可滅。戴角森森爪拳鐵，迥如愁胡眥欲裂。朔風吹沙秋草黃，安得臂爾騎駟驖! 草間妖鳥盡擊死，萬里晴空灑毛血。 我聞宋徽宗，亦善貌此鷹，后來失天子，餓死五國城。乃知圖畫小人藝，工意工似皆虛名。校獵馳騁亦末事，外作禽荒古有經。今王恭默罷游宴，講經日御文華殿。南海西湖馳道荒，獵師虞長皆貧賤。呂紀白首金爐邊，日暮還家無酒錢。從來上智不貴物，淫巧豈敢陳王前! 良乎，良乎，寧使爾畫不直錢，無令后世好畫兼好畋。

這是一首題畫詩。詩分前后兩部分，前部分贊美林良畫技之高超，后部分針砭前代帝王的玩物喪志，贊頌“恭默罷游宴，講經日御文華殿”的“今王”，表現了詩人“才高負氣，不肯同流”，“傲睨一世”(《李空同集·李空同先生傳》)的昂岸氣質和對昏庸的封建統治者的不滿情緒。詩約寫于世宗即位初。

詩的前部分，以鋪陳手法盛贊林良的鷹畫。

起首四句先寫呂紀和邊昭的禽鳥畫。邊昭即邊景昭，字文進，沙縣(今屬福建省)人。永樂間(1403—1423)任武英殿待詔，為宮廷作畫。宣德時(1426—1435)仍供事內殿。博學能詩，善畫禽鳥、花果，師法南宋院體，為明代院體花鳥畫高手。所畫花鳥，“花之嬌笑，鳥之飛鳴，葉之正反蘊藉，不但勾勒得宜，宋元后殆其人歟! 與呂紀齊名”(見《歷代畫史匯傳》)。呂紀(1477—?)，明院體畫家。字廷振，號樂愚(一作樂漁)，浙江鄞縣人。遠師南宋院體，近學邊景昭。“弘治(1448—1505)間供事仁智殿，為錦衣指揮使。工翎毛，間作山水、人物，設色鮮麗，生氣奕奕，時極貴重。應詔承制，多立意進規。孝宗嘗稱之曰： 工執藝事以諫，呂紀有之。”(《歷代畫史匯傳》)雖邊景昭的生年和呂紀的卒年不詳，而其間相隔百余年是可確定的，且詩人對之應是確知無誤的，故有“百余年來畫禽鳥，后有呂紀前邊昭”之句。“百余年來”是由“前”、“后”而言。而這“前”、“后”還有就林良而言。林良(約1416—約1480)字以善，南海(今廣東)人。天順中(1457—1464)供奉內廷，官工部營繕所丞，入直仁智殿，后改任錦衣衛指揮(一作錦衣衛百戶)。“善水墨花卉翎毛樹木，遒勁如草書，著色亦善。”(《歷代畫史匯傳》)師承南宋院體畫而有創造，名盛當時。與邊景昭、呂紀齊名。在“后有呂紀前邊昭”句中雖未直提其名，然而林良其人已出，才有“前”、“后”之說。一句三人并出，齊名相映，光耀明代畫壇，語簡而意豐。林良在此所以暗出場，詩人意在先寫邊景昭和呂紀，原因在于“二子工似不工意，吮筆決眥分毫毛”，都是擅長寫形的。“分毫毛”連眼眶邊沿的毫毛都畫得清晰可辨，極言筆法之工細，所謂“工似”。這四句既寫了邊、呂二位大師的畫技及其在明畫壇的深遠影響，又指出了他們“工似不工意”的不足，褒中有貶，為下面寫林良的特色作了鋪墊。

“林良”四句，寫林良畫禽鳥的風格特色，善用潑墨，各臻其妙，神采飛動，令人叫絕，是對林良畫個性的總寫，從與邊、呂的比較中顯示了林良的特點并予以高度贊美，由“祗”、“掃”、“妙”、“皆動色”諸詞語突現。末句“掛出滿堂皆動色”由杜甫詩的《戲為雙松圖歌》的“滿堂動色嗟神妙”句化出。

以上八句，兼由杜甫的《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丹青引》二詩的有關語句化出。《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首四句：“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丹青引》中有：“弟子韓干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韓干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善畫蓋有神，偶逢佳士亦寫真。”李詩筆法大意與之相似而又能契合所寫之人事物件，猶如自出機杼，信手拈來，難能可貴。

“空山”四句，切入詩題，緊承前四句，給我們展示了一幅景象蕭颯、勢態動人的秋鷹圖。在空山古木之中，江濤奔涌的峭壁懸崖上棲息著兩只角鷹，似乎是剛剛飛落霜崖，猶在伸腿展翅刷羽，像是在整飭筋骨，想要迎接新的征程，其意氣和勢態逼人。那展開的翅膀，大而有力，仿佛被它刮起了滿室秋風。“四壁”句，呼應上面的“掛出滿堂皆動色”句，照應嚴密。“一鷹”四句，寫二鷹神態各異。一只注目定睛，即使像秋毫那樣細微的東西也都不能逃過它銳利的目光。一只掉轉頭去，如欲再飛下霜崖，仿佛聽到了展翅時發出的蕭蕭風聲。一寫靜態，一寫動態，彼此映襯，更見英姿綽約。“匹綃”四句，前二句寫畫面感受，是說畫綃雖舊，然而畫中角鷹的桀驁銳利之氣不減。下二句予以具體描繪： 陰森的冠羽，如鐵的利爪，隆起的蛾眉，深陷的碧眼圓瞪，一派粗獷勇猛不懈之態，虎虎逼人，“殺氣”充溢畫面。前后二句，互為補充，相得益彰。“朔風”四句，詩人由畫面生發，由角鷹的勇猛之姿，寫角鷹之雄心壯舉。“朔風吹沙秋草黃，安得臂爾騎駟驖。”此二句意謂： 哪能架著這鷹，乘著戰車，冒著朔風，奔馳于沙漠秋草之間! “草間妖鳥盡擊死，萬里晴空灑毛血。”血戰萬里長空，把一切妖艷怪異之鳥全部殺掉，恢復常道。這四句，分別由杜詩“此皆戰騎一亂萬，縞素漠漠開風沙”(《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畫鷹》)化出，融合自如，竭力贊美了角鷹之勇猛不凡，頗有“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見《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之意。

以上十六句，句句寫鷹，層層深入，竭力贊鷹，到“萬里”句為極頂。同時，也是詩人“夫子自道”，借鷹抒發了對黑暗現實的不平之意，昭示了自己不甘同流合污、昂岸不群的性格。李公“才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多忌之”。“李公材最高，其人負奇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李空同集·李空同先生傳》)不論是在政壇文壇，李夢陽都是一個桀驁不馴、傲睨一世的人物，正如畫中“整骨刷羽意勢動”，“戴角森森爪掌鐵，迥如愁胡眥欲裂”的角鷹。他所以要把鷹的羽冠說成“戴角”，并以“森森”飾之，所以要說“爪拳”如鐵鑄，至此我們終于悟出了詩人之苦心與憤憤不平之意。這三句，既形神畢肖地再現了角鷹的雄姿，也寫意畫似地畫出了詩人自己的精神風采，難怪詩人如此愛鷹贊鷹。

詩的前部分兼用了記敘、描繪、議論三種手法，以描繪為主，彼此映照，互為生發，益顯其旨。詩的后部分在前者的基礎上以議論為主，重在諷喻。

以“我聞”等四句，緊承前一部分。宋徽宗(趙佶，1082—1135)北宋皇帝，書畫家。他在位時，宦官專權，政治腐敗，窮奢極欲，設置專局，造作集運專供觀賞的花石綱。篤信道教，善畫畫，“獨于翎毛，尤為注意，多以生漆點睛，幾欲活動，眾所莫及。嘗寫仙禽之形二十，又制奇峰散綺圖，意有奪造化妙外之趣。又善墨竹花石，自成一家。”(《歷代畫史匯傳》卷一)故有“我聞宋徽宗，亦善貌此鷹”之句。后金兵南下，徽宗被俘，死于五國城。詩中故有“后來失天子，餓死五國城”之句。遼時有五國歸附分居諸城。其中之一，即今黑龍江省依蘭縣，稱為五國頭城，宋徽宗被金人俘獲后囚死于此。此四句，針砭宋徽宗玩物喪志，因小失大，致使喪權辱國。所以脫脫在“贊”中說道：“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迎奸諛。于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姿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宋史·本紀·宋徽宗》)詩在對宋徽宗進行針砭的同時，還有諷喻之意。邊景昭、林良、呂紀都是世宗即位前的宮廷畫師，這對世宗皇帝朱厚熜來說，不能不說是個很好的告誡。

所以，詩人接著寫“乃知”四句，由上四句的諸多事實，水到渠成地說明道理，諷喻之意益明。說畫畫是“小人藝，工意工似皆虛名”，是由以宋徽宗的典型事例推斷而得的結論，既緊承了上四句，又評價歸結了上一部分。在前先肯定邊景昭、呂紀善于“工似”，“吮筆決眥分毫毛”的高超畫技，然后以比照法抑之，高度贊美了“工意”的林良，而在此將“工似工意”的一律貶之為“小人藝”，真可謂一波三折，曲中見勝，原來作者是從安邦立國的高度來審視這一問題的，把歷代帝王之玩物喪志都歸罪于繪畫了。雖屬偏頗，但其意愿可嘉。而凡昏君之失國，不只是玩物，還有淫樂無度，故有“校獵馳騁亦末事，外作禽荒古有經”句，且由“乃知”直貫，與上二句成整體。“禽荒”，耽于畋獵。《尚書·五子之歌》：“訓有之：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這二句，既是泛言，又是暗指武宗。武宗，孝宗長子，“性聰穎，好騎射。”耽于游樂，不問朝政，宦官篡權，政局黑暗，故武宗于大病不治之時曾諭司禮監曰：“朕疾不可為矣。……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明史·本紀·明武宗》)所謂“皆由朕誤”，其中包涵了對游獵無度的自責，真是悔之莫及。因此詩人說之“亦末事”，自古以來凡沉溺于淫樂的都自食惡果。遠似徽宗耽于玩物為例，近用武宗的淫樂的教訓，前后映照，相輔相成，深刻地總結了歷史經驗，諷喻之旨更為明顯。這些都是苦口婆心地告誡世宗，切莫蹈前人覆轍。

“今王恭默罷游宴，講經日御文華殿。南海西湖馳道荒，獵師虞長皆貧賤。”四句轉寫世宗。宋代起有專為皇帝講解經傳史鑒之制，由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等充任講官。“文華殿”，明清宮殿名，是皇帝聽講經的所在。“南海”，南海子，即南苑，是皇帝校獵的地方。四句意謂： 當今皇上世宗靜思治國之道，廢游罷宴，每天恭敬地去文華殿聽講經，往昔之游獵地南苑和西湖的馳道都荒廢了，那里的獵師虞長也貧賤了。后二句是互文，強調了“今王”的嚴于律己。這四句是對嘉靖初世宗的高度肯定與贊美。前四句以前王事諷喻，此四句對今王事予以贊頌，一反一正，兩相對照，益見詩人傾向鮮明，其旨昭然。

最后，又是以“呂紀”六句回到繪畫上，上下關聯，前后呼應，喚起全詩，終結全篇。把出之名師之手的山水花鳥畫貶之為“淫巧”之物，再次予以否定，且加“寧使”予以強調。這六句反用杜甫《丹青引》末六句：“即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窮途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 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少陵對畫馬高手曹霸晚年飄泊貧困、坎壈終日的生活寄以無限同情，而夢陽卻對花鳥畫師呂紀“白首金爐邊，日暮還家無酒錢”的清貧境遇表示高興，并希望他們的畫“不值錢”，一反杜甫之意而翻新，棄常規而立異，富有己見而又能圓合其說，非高手難馭。

詩的前部分以邊景昭、呂紀為陪襯，以林良為中心，在比照中大贊林良，并以所畫角鷹為例，既昭示其風格特色，又借物言志，為后部分的貶抑暗埋伏筆，為逆轉設置了機杼。后部分由宋徽宗說起，承上啟下，層層展開敘議，由畫畫到校獵，由前王到今王，從正反兩面否定畫獵，上下貫通，前后圓合，全詩宗旨昭然。古今雜陳，曲盡變化，所以沈德潛在詩后評曰：“從畫說到獵，從獵開出議論，后畫獵雙收，何等手法! 筆力亦如神龍蜿蜒，捕捉不住。”(《明詩別裁》)王世貞評論李詩章法風格曰：“李獻吉如金鳷擘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眾寡如意，排蕩莫測。”(《藝苑卮言》卷五)本詩也充分體現了他的這一創作特色。這一特色，來自于他對章法的深刻認識：“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再與何氏書》)

在明初的“臺閣體”形式主義詩歌風行文壇的情況下，李夢陽和何景明高舉復古的大旗，“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明史·文苑·李夢陽傳》)。他是位崇唐宗杜的大家。他的《林良畫兩角鷹歌》化用了杜甫《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戲為雙松圖歌》、《畫鷹》、《丹青引》四詩的有關語句，而詩之構思之意又從《丹青引》化出。杜甫的《丹青引》贊美善畫馬和功臣的寫意畫大師曹霸，一直從他的身世、成名寫到最后的飄泊潦倒，還寫了他的弟子韓干，“亦能畫馬窮殊相。干唯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二詩都從工似工意的比較中突出贊美神似，杜詩用師徒比較，李詩為同行名家相比。對所歌頌的人物都是由盛到衰，由飲譽畫壇到蒙受冷落，都有較大的時間跨度。杜詩寫曹霸一生，李詩寫明“百余年來”的禽鳥畫壇，并且還追溯到北宋皇帝宋徽宗。杜詩意在贊美同情，李詩先贊美再否定，情旨大變。由此可見夢陽對少陵之傾倒。他認為“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模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再與何氏書》)所以學杜酷似，“開闔照應，倒插頓挫”(李夢陽《答周子書》)，得心應手，技藝嫻熟。因此，王世貞評曰：“國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東郡謝榛得杜貌，華州王維楨得杜一支，閩州鄭善夫得杜骨，然就其得，亦近似耳。唯夢陽具體而微。”(見《藝苑卮言》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