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書信《致楊霽云》原文與賞析

霽云先生：

十七日信收到。那兩篇講演，我決計不要它，因為離實際太遠。大約記者不甚懂我的話，而且意見也不同，所以我以為要緊的，他卻不記或者當作笑話?！陡锩膶W……》則有幾句簡直和我的話相反，更其要不得了。這兩個題目，確是緊要，我還想改作一遍。

《關于紅的笑》我手頭有，今寄奉，似乎不必重抄，只要用印本付排就好了，這種口角文字，犯不上為它費工夫。但這次重看了一遍，覺得這位鶴西先生，真也太不光明磊落。

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因為防不勝防。例如紹伯之流，我至今還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為了防后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后，格外費力。身體不好，倒是年齡關系，和他們不相干，不過我有時確也憤慨，覺得枉費許多氣力，用在正經事上，成績可以好得多。

中國鄉村和小城市，現在恐無可去之處，我還是喜歡北京，單是那一個圖書館，就可以給我許多便利。但這也只是一個夢想，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它了。所以暫時大約也不能移動。

先生前信說回家要略遲; 我的序擬于二十四為止寄出，想來是來得及的罷。

專此布達，即請

旅安。

迅 上十二月十八日

【析】 1934年，楊霽云在收集整理魯迅集外佚文印行《集外集》時，欲將魯迅1932年在北京所作的五次講演收入集內。上封信，魯迅已將還存有記錄的兩篇寄給了楊霽云，而這封信，魯迅經過考慮，“決計不要它”了，原因在于，這兩篇記錄稿與魯迅講演的實際相去甚遠，不是該記的未記，或被當作笑話，就是將魯迅的意思理解到相反的方面去，這就“更其要不得了”。然而，這兩篇講演的論題，即 《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魯迅以為對于當時的文壇“確是緊要”的，不可就此放棄，“還想改作一遍”。這一刪削與改作的決定，充分體現了魯迅的嚴謹與認真。

作為一名文化戰線上的英勇戰士，魯迅從來都注意把主要進攻力量對準主要敵手，而不隨意消耗自己的戰斗力。因此，魯迅在寄上鶴西先生的 《關于紅的笑》一文時，囑咐楊霽云： “不必重抄，只要用印本付排就好了，這種口角文字，犯不上為它費工夫?！睂τ邡Q西先生的不光明磊落，嗤之以鼻足矣。

在信中，魯迅深刻地指出：“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敵人來自正面，顯而易見，戰斗者對他們有足夠的思想準備，而所謂“戰友”則來自身后，戰斗者往往對此毫無戒備，因而“防不勝防”。這是魯迅多年來在困難環境下進行戰斗的深有感觸的總結，表達了魯迅內心對自己陣營內部搞宗派、鬧分裂的不團結現象的切膚之痛。魯迅一貫主張同一陣營的戰友緊密團結，把斗爭的矛頭毫無偏差地對準窮兇極惡的敵人。然而當時左翼陣營出現的一些現象，令魯迅感到憂慮和不滿。1934年8月間，因魯迅的 《答曹聚仁先生的信》 與楊邨人的 《赤區歸來記》同時發表在《社會月報》第一卷第三期上，田漢不仔細研究具體情況，就匆匆化名紹伯，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調和》一文，指責魯迅“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諷刺魯迅與叛徒搞調和。魯迅對此事極為反感，同是左聯成員，同是一個陣營的戰友，卻從背后刺來一刀，使魯迅“至今還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類似這樣的情況，左翼陣營內部還時有發生，所以當時的魯迅在與敵人戰斗時情形極為艱難、復雜：“為了防后方”、“就得橫站”，而這樣的結果，一是“不能正對敵人”，向敵人進攻就不能更直接，更有力;二是這樣“瞻前顧后，格外費力”，對敵人攻擊的力量就不能更集中更猛烈。特別在“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的恐怖形勢下，外敵兇殘，內部再生爭斗，豈不更糟?若把這些氣力“用在正經事上，成績可以好得多?！睘榇?，魯迅深感憤慨，深感痛惜。這種現象出在三十年代斗爭形勢錯綜復雜的中國，發生在幾次受到“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和影響下的進步文化陣營內，是并不奇怪的，但應該引起深刻的注意和教訓。魯迅的憤慨，正是宏亮的警鐘。

這封信，表現了魯迅的嚴謹和深刻，道出了魯迅對敵斗爭的困難境況，表明了魯迅始終將進攻的火力集中、準確地瞄準主要敵人的主張。既有形象而又生動的描述，如“為了防后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后”，更有精辟獨到的分析和總結，如：“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 短短的一封信，蘊藏著豐富、深刻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