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歐陽修文《朋黨論》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jié)。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兇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后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后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朋黨論》是歐陽修政論文中的代表作。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余靖、尹誅、歐陽修等人被相繼貶官，被人看作朋黨。慶歷三年(1043)，守舊派呂夷簡和夏竦先后罷官，范仲淹、韓琦、富弼、杜衍等人上臺執(zhí)政，歐陽修也回到朝廷任職，他們推行政治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績，同時也招致了守舊派的不滿，于是引用朋黨的污蔑論調(diào)又一時甚囂塵上。針對這種情況，歐陽修寫了這一篇《朋黨論》，從理論與實踐的相結(jié)合上來進行反駁。

作者先開門見山地肯定“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指明“朋黨”是一種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客觀社會現(xiàn)實，不能也不必以行政手段來加以消除。他認為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人君要認清朋黨的性質(zhì)，正確區(qū)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接著，他指出“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小人之朋”從個人利害關(guān)系出發(fā)，同利之時，暫相為朋，利盡之后，反相賊害，是不能持久的;“君子之朋”建立在道義的基礎(chǔ)上，不論修身事國都能夠互助共濟，“始終如一”。所以在作者看來，“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后面的大部分篇幅，是以一系列史實論證“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就可以達到天下大治，相反，則會亂亡其國。全文雄辯地駁斥了保守派的毀謗污蔑，有力地肯定了革新派團結(jié)一致實行新政的進步行動，表現(xiàn)出說理緊密聯(lián)系現(xiàn)實政治斗爭的鮮明傾向。

該文見解超卓，論點精辟，如以上所說，都可謂識透古今，眼空百世之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文章還辯駁剴切，論證有力。其運用駁論的手法，一是擺事實，講道理。文中列舉堯、舜、商、周、漢末、晚唐的史實，充分地說明了“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對于治國的重要性。二是運用對比手法。全文始終在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同道與同利、真與偽、興與亡、治與亂的比照中進行論述，使題旨更加顯豁鮮明。在布局行文上，多用排比，不僅句子嚴列整齊，而且還把排比擴大到層次之間、段落之間，這使文章顯得勻稱有力，并與作品在對比中分辨朋黨真?zhèn)握暗膬?nèi)容取得了和諧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