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轉對疏

準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貞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群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樸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眾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于群眾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后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

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群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余，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歟？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跡于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于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于后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

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智，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跡唐虞之志，此非群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涌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于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于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跡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于心而已。

臣觀《洪范》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于心而已。得之于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圣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后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于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于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于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于大，積其微者必至于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于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于從心之不逾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后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于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于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

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茍簡，溺于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于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于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于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于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于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于后世者少也。可傳于后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于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余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圣、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

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余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于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圣質，而漸漬于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跡唐虞之志，則在得之于心；得之于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范》《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于他；觀傅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跡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于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圣心之所存，從容于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于天下之物，外不累于天下之言。然后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巨，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于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智，而積之以至于從心所欲之不逾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紀綱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以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圣心之所存，未及于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谞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于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于此。

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于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王遵巖曰： 董仲舒、劉向、揚雄之文不過如此。若論結構法，則漢猶有所未備；而其氣厚質醇，曾遠不逮董、劉矣。惟揚雄才艱，而又不能大變于當時之體，比曾為不及。

茅鹿門曰： 勸學二字，公之所見正，所志亦大。而惜也才不足以副之，故不得見用于時。姑錄而存之，以見公之概。

張孝先曰： 通篇大要在得之于心，致其知以盡天下之理而已。文字層層脫換，步步回環，如川增云升，多少奇觀！而尋其關鍵，只是一線到底耳。朱子言南豐文字峻潔有法度，當于此觀之。其引經術，直是西漢文氣味，韓、歐集中俱未有也。特其說到為學工夫，終少把柄，與程、朱論學又隔一重。故學者欲求圣賢之學，必自程、朱之緒言入，方有實地可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