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九齡詩《感遇》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 自有歲寒心。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 運命惟所遇,循環不可尋。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據四部叢刊影明本《張曲江集》,下同)
張九齡是開元后期的著名“賢相”,矜尚直節,敢言朝政得失,注意提拔智能之士;對安祿山的狼子野心也早有覺察,建議唐玄宗及早剪除,免貽后患,然而未被采納。終因受到李林甫等權奸的誹謗排擠,于開元二十五年(737)由右丞相貶為荊州長史。李林甫、牛仙客等專權,正直朝臣遭受打擊,國事日非,所謂“開元盛世”,也就一去不返。
組詩《感遇》十二首,就是作者謫居荊州時所作,含蓄蘊藉,寄托遙深,對扭轉六朝以來的浮艷詩風起過重要作用,歷來受到評論家的重視。例如高棅《唐詩品匯》(卷一)云:“張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沖淡,體合《風》《騷》,骎骎乎盛唐矣。”沈德潛《唐詩別裁》(卷一)云:“《感遇詩》,正字(陳子昂)古奧,曲江(張九齡)蘊藉,本原同出嗣宗(阮籍),而精神面目各別,所以千古。”這些評論都很中肯。
這里所選的是組詩的第七首,有如屈原的《橘頌》,是“丹橘”的贊歌。
屈原生于南國,橘樹也生于南國,他的那篇《橘頌》一開頭就說:“后皇嘉樹,橘來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其托物喻志之意灼然可見。張九齡也是南方人,而他的謫居地荊州的治所江陵(即楚國地郢都),本來是著名的產橘地區,他的這首詩一開頭就說“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其托物喻志之意尤其明顯。屈原的名句告訴我們:“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可見即使在“南國”,一到深秋,一般樹木也難免搖落,又哪能經得住嚴冬的摧殘? 而“丹橘”呢,卻“經冬猶綠林”。一個“猶”字,充滿了贊頌之意。“丹橘”經冬猶綠,究竟是由于獨得地利呢,還是出乎本性?如果由于獨得地利,與本性無關,也就不值得贊頌。詩人抓住這一要害問題,以反詰語氣排除了前者。“豈伊地氣暖”中的“伊”在此處作“那里”講,指江南。全句意謂難道是由于江南“地氣暖”的緣故嗎?這種反詰語如果要語意的話,只能作否定的語意,然而它照例是無需回答的,比“不是由于氣暖”之類的否定句來得活。以反詰語一縱,用肯定語“自有歲寒心”一收,跌宕生姿,富有波瀾。“歲寒心”,本來是講松柏的。《論語·子罕》:“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那么,張九齡為什么不是通過松柏而是通過丹橘來歌頌耐寒的節操呢?這除了他謫居的江南正好有“丹橘”,自然聯想到屈原《橘頌》而外,還由于“丹橘”不僅經冬猶綠,“獨立不遷”,而且碩果累累,有益于人。作者特意在“橘”前著一“丹”字,就為的是使你通過想象,在一片“綠林”中看見萬顆丹實,并為下文“可以薦嘉客”預留伏筆。漢代《古詩》中有一篇《橘柚垂華實》,全詩是這樣的:“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雕飾。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不相投,青黃忽改色。人倘欲知我,因君為羽翼。”作者以橘柚自喻,表達了不為世用的憤懣和對終為世用的渴望。張九齡所說的“可以薦嘉客”,也就是“歷年冀見食”的意思。“經冬猶綠林”,不以歲寒而變節,已值得贊頌;結出累累碩果,只求貢獻于人,更顯出品德的高尚。“嘉客”是應該“薦”以佳果的,“丹橘”自揣并非劣果因而自認可以“薦嘉客”,然而為重山深水所阻隔,到不了“嘉客”面前,又為之奈何?讀“奈何阻重深”一句,如聞感嘆之聲。“運命”兩句,不能被看成宣揚“天命觀”。“運命惟所遇”,是說命運的好壞,只是由于遭遇的好壞,就眼前說,不就是由于有“阻重深”的遭遇,因而交不上“薦嘉客”的好運嗎? “奈何阻重深”中的“奈何”一詞,已流露出一尋究竟的心情,想想“運命惟所遇”的嚴酷現實,就更急于探尋原因。然而呢,“循環不可尋”,尋來尋去,卻總是繞著一個圈子轉,仍然弄不清原因、解不開疑團,于是以反詰語氣來收束全詩:“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人家只忙于栽培那些桃樹和李樹,硬是不要橘樹,難道橘樹不能遮陰沒有用處嗎?在前面,已寫了“經冬猶綠林”,是肯定它有“陰”,又說“可以薦嘉客”,是肯定它有實。不僅有美蔭,而且有佳實,而“所遇”如此,這到底為什么?《韓非子·外儲說左下》里講了一個寓言故事:“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于魯,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俯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只樹桃李,而偏偏排斥橘柚,這樣的“君子”總不能說“慎所樹”吧!
這首詩句句寫“丹橘”,構成了完整的意象,與“我心如松柏”之類的簡單比喻不同。其意象本身,既體現了“丹橘”的特征,又有一定的典型意義。讀這首詩,當我們看到“丹橘”“經冬猶綠”,既有甘實供人食用,又有美蔭供人歇涼的許多優點的時候,難道不會聯想到具有同樣優點的一切“嘉樹”嗎? 當我們看到“丹橘”被排除而“桃李”卻受到精心栽培的時候,難道不會聯想到與此相類的社會現象嗎? 就作者的創作動機說,顯然是以“丹橘”之不為世用比自己之遠離朝廷,以“桃李”之得時比李林甫、牛仙客等小人之受寵得志,但由于創造了具有典型性的意象,所以其客觀意義已遠遠超出了簡單譬喻的范圍。杜甫在《八哀·故右仆射相國張公九齡》一詩中稱贊張九齡“詩罷地有余,篇終語清省”。后一句,是說他的詩語言清新而精練;前一句,是說他的詩意余象外,給讀者留有馳聘想象和聯想的余地。詩人評詩,探驪得珠,是耐人尋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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