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歷史散文·左傳《附:郭豫衡《左傳》文章的藝術特色》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左傳》一書的散文藝術，不論記言記事都有新的發展，新的特點，都超過了《尚書》和《春秋》，也超過了思想相似、文風相近的《國語》。其敘事之工，辭令之美，都達到了這個歷史時期散文的最高成就。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一、敘事方面：

《春秋》只記大事，《國語》記事零散，而《左傳》記事的特點之一是敘述完整，文筆嚴密。我們講《國語》的文風和體例時，曾經說到。例如《國語》記“長勺之役”，只有曹劌和莊公的一段對話，《左傳》則寫出了戰爭的整個過程。《國語》寫晉靈公被殺，只敘梗概，

《左傳》則講述了全部故事。再以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這段記敘來看，不僅記事完整，而且十分簡潔。其文云：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翳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這是歷來傳誦的一篇。雖是全書的一段，卻可獨立成文。其首尾之完整，結構之嚴密，幾乎無懈可擊。用這樣少的筆墨寫出如此紛繁的事件、如此多樣的人物，層次又如此分明，語言又如此凝煉，敘事達到這個程度，應該說是史家之文的新的成就。

此外，還有僖公四年、五年、以及二十三年、二十四年關于晉公子重耳出亡的敘述，其詳細具體的程度，更是前所未有。

《左傳》敘事最突出的成就還在于描述戰爭。與《左傳》同時或略早的史書，雖然也有關于戰爭的記述，但和《左傳》比較，都只是簡單的筆墨;到了《左傳》才出現了結構空前完整、細節異常生動的長篇巨制。例如僖公二十七年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晉殽之戰，宣公十二年晉楚邲之戰，成公二年齊晉鞌之戰，成公十六年晉楚鄢陵之戰，等等，無不寫得聲勢壯大，情景逼真。以鞌之戰為例，《國語·晉語》中只有“靡笄之役”的幾個不相屬的片段，《左傳》卻已構成首尾完整的篇章。戰爭開始前韓厥斬人、郤克分謗一段以及戰爭結束之后范叔后入、不肯居功的情節，《國語》所記不遜于《左傳》的文采，除此之外，其他地方則大抵不如《左傳》詳盡。如《左傳》寫的下面一段：

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 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茍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 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 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這段戰役中間的情節，《國語》所記，只說“郤獻子傷”，不言“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張侯之言，《國語》是一氣說完;《左傳》則在張侯講話中間又插入了鄭丘緩的話，情態更為生動，細節也更具體。所有這些地方，《左傳》都比《國語》詳盡。還有，《左傳》這段記載之下，又有“韓厥夢子輿”、“逢丑父與公易位”、“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等等，《國語》也都沒有。兩相比較便可知道，對于戰爭的描述，是《左傳》文章的新成就。

《左傳》描寫戰爭，不僅生動具體地寫出戰爭中間的各種動態，而且善于揭示戰爭的前因后果，揭示戰爭的經驗教訓。城濮之戰就用了許多筆墨敘述戰爭之前晉楚兩國的準備情況，關于子玉的“治兵”，晉侯的“教民”，都有詳細的記述。在記述中預示著戰爭成敗的跡象，而且流露著作者的某些觀感。城濮之戰是《左傳》中一次大的戰役，文繁不能備舉;即使是一次小戰役，《左傳》也常是寫得有頭有尾、有因有果，而且在敘述中寓以經驗教訓。例如莊公十年的“長勺之戰”就是一篇典型文字。

這篇敘述早為歷代傳誦。記敘文寫得如此完美，也是史家文章的新成就。

《左傳》文章之善于寫戰爭有它的時代原因。春秋戰國是戰爭頻繁的時代，書的編著者生于戰亂之時，習聞戰亂，不必搜奇便能涉筆成趣。這樣的文章，不一定必待知兵的吳起才能寫出來。

二、記言方面：

《左傳》記言的成就比記事還要突出。其特點是：文章已從前代的誥、命、訓、誓中發展為委婉動聽的外交辭令。

春秋以來，諸侯之間斗爭尖銳，行人往來，非常講究辭令。大國侵略小國，固然要“奉辭伐罪”，小國應付大國更須委婉其辭，及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所謂“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所謂“辭之不可以已”等等，都是當時政治斗爭的特殊需要。《左傳》將這樣一些辭令記載下來，不加修飾也已率然成章;一經潤色，自然更富文采。例如僖公四年齊帥諸侯伐楚，雙方的問答辭令。問答針鋒相對。齊侯這次伐楚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目的全在于自己稱霸。所以楚國派人提出質問，話中便帶有譏諷。但齊侯既然打著天子的招牌，也就顯示自己出兵是“堂堂正正”，管仲的答話，也說得“義正詞嚴”，所謂“寡人是徵”、“寡人是問”，簡直像是理直氣壯。在這情勢下，楚國只好讓步，卻又不肯真正低頭。一面承認“寡君之罪”，一面又說“君其問諸水濱”，措詞也相當強硬。

當楚子派屈完與齊侯盟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以示威力時，屈完與齊侯還有一段對話：

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御之? 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

一問一答，針鋒相對。楚國這時雖然不得已而受盟，但行人出辭，始終委婉有力，并不示弱。

委婉有力，是屈完辭令的特點。

又如僖公十五年，晉侯與秦伯戰于韓，晉國戰敗，晉侯作了俘虜，于是晉陰飴生會見秦伯，盟于王城。這時陰飴生和秦伯有這樣一段對話：

秦伯曰：“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仇，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君何?”

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

秦伯曰：“是吾心也。”

陰飴生這番話也是一段極為巧妙的辭令。在國君被俘、國家無主的情況下，陰飴生對答秦伯，既要委曲求全，以救亡圖存;又要暗示晉國尚有實力、并不屈服，表明晉國雖然戰敗，但舉國上下都在“不憚征繕”，準備報復。至于“報仇”還是“報德”，就看秦伯能否作到“貳而執之，服而舍之”了。希望秦伯不要“以德為怨”。陰飴生所謂“君子”和“小人”的兩種態度，實際上正是暗示晉國作了兩手準備。表面上卑躬屈節，其實并非完全示弱。秦伯聽了之后說：“是吾心也。”這也正是考慮到晉國還存在著“報仇”的實力才故作“以德服人”的姿態。

辭令委婉有力是《左傳》文章最明顯的特征。前面說過，這同當時的斗爭情況很有關系。越是四面受敵的國家，在外交上越要講究辭令，鄭國的子產便成了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

鄭國介于晉楚兩大強國之間，處境十分困難。子產當政，在外交場合表現了極高的才辯。《左傳》記載子產的言論，大抵都具有委婉有力的特點。

例如襄公二十一年，“晉人征朝于鄭”，鄭使子產對答。子產一面表示服從晉國，不敢“忘職”，另一面也指責“大國政令之無常”，致使小國“無日不惕”，表明兩國關系欠佳，責任全在晉國。

子產周旋于大國之間，敢于堅持原則、巧于運用辭令的例子還有不少。可以看出，《左傳》文章的辭采之美是和子產這流人物之善于辭令分不開的。大概當時的外交辭令已經十分講究;史家記述時又加修飾，于是就更富有文采。正如《史通·申左》所說：“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征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這話說得不錯，《左傳》文章之美確實是同大夫行人的應答辭令有關，不是某一作者能獨自完成的。

《左傳》所載的外交辭令，有時還遠遠超過問答的范圍，形成了長篇大論，這也是論辯文章的重大發展。例如成公三年載“呂相絕秦”一段長文章就是這樣。

《史通》評論《左傳》，還不止稱贊其記言之美，《載言》篇又曾說《左傳》“言事相兼，煩省合理”，能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此外，《言語》、《敘事》、《雜說》等篇，都曾推崇《左傳》的文辭之妙。《雜說》篇甚至說是“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

劉知幾從史家的觀點來評《左傳》，但他所講的也正是《左傳》一書散文藝術的特點和成就。

《左傳》對于后代散文的影響深遠。尤其是唐宋以后，古文家取法先秦，多摹《左傳》。但后人推崇《左傳》，有些也并非盡得其實。例如真德秀列《左傳》于《文章正宗》，方苞引《左傳》講古文“義法”，有人甚至“以時文之法”來評《左傳》，諸如此類，對于《左傳》文章的藝術成就，并不是都能正確闡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