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張煌言詩《被執過故里》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蘇卿仗漢節，十九歲華遷;管寧客遼東，亦閱十九年;還朝千古事，歸國一身全。予獨生不辰，家國兩荒煙。飄零近廿載，仰止愧前賢。豈意避秦人，翻作楚囚憐! 蒙頭來故里，城郭尚依然;仿佛丁令威，魂歸華表巔。有靦此面目，難為父老言。知者哀其辱，愚者笑其顛;或有賢達士，謂此勝錦旋。人生七尺軀，百歲寧復延! 所貴一寸丹，可逾金石堅。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

(據中華書局本《張蒼水集》，下同)

張煌言(1620—1664)，字玄著，號蒼水，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少尚武，扛鼎擊劍，日夜不息。崇禎十五年(1642)舉于鄉。清軍南下，張煌言與浙東人民舉義抗清。八月至臺州奉迎明魯王朱以海，監國紹興。從此成為魯王政權的主要支柱，在極其艱危的形勢下，領導義軍打擊清軍。康熙三年(1664)六月，見大勢已去，才解散部曲，居于縣岙(今浙江象山縣南)。其地為海中孤嶼，荒瘠無人。同年六月為清軍俘獲，九月在杭州就義。

《被執過故里》作于康熙三年(1664)七月，為被俘后押至寧波時所作，表達了他壯志未酬、求仁報國的遺恨和心愿。詩題直言其事，點明作者的遭遇： 被清軍逮捕押至家鄉寧波。全詩圍繞這一事件抒發內心的悲憤，表明自己對此事的態度和決心。

本詩為五言古體，共二十八句。從“蘇卿仗漢節”到“翻作楚囚憐”十二句，緊扣“被執”二字，敘寫自己生不逢辰，雖轉戰南北，而未能光復明室，最后反成清軍之囚。前六句以蘇武和管寧的故事作為對照和映襯。蘇武出使匈奴，受脅不降，仗漢節牧羊，歷十九年乃得放歸;管寧則避亂局遼東亦達十九年之久。后六句則賦述自己經歷。自順治二年(1645)奉明魯王監國至越，與清軍血戰，至今為清軍所執，前后也整整十九年。然而蘇武和管寧是以成功而榮歸故國，而自己則以失敗而辱過家鄉。兩相對照，一種作為囚徒的深切悲哀顯得愈加強烈。“仰止愧前賢”一句，表達了這位愛國志士發自心底的遺恨，同時也顯示了他崇高的民族責任感、嚴以待己的品格和令人仰止的風度和氣節。從“蒙頭來故里”到“謂此勝錦旋”十句，緊扣“過故里”三字，敘寫和抒發作者重歸家鄉的見聞和感嘆。前六句抒發了作者所見時代劇變的滄桑之感。作者蒙羞回至闊別已久的家鄉，雖然城郭依舊，而人事全改，先前明朝的王土現在已是清朝的天下。正如作者在寧波公署所嘆：“此沈文恭故第，今而為廄乎!”想到家鄉人民遭清軍鐵蹄踐踏，作者不由得又一次悲、憤、愧、恨交加，家鄉父老曾經翹首以待，盼望義軍能夠把他們從民族淪亡的水火中解救出來，可是今天自己反成了清軍的階下囚，怎么向父老鄉親交代呢! 對敵人的憤激和仇恨，與自己內責的羞愧和悲哀糅合在一起，最后化作“有靦此面目，難為父老言”十個字。這兩句詩雖然字字質樸無華，但是意蘊深厚，情感深沉，耐人咀嚼。后四句則通過人們對自己被執而歸的不同評價，從側面傳達自己對于拒降而俘的態度。在被俘前，清軍曾以禮招降，當時若降，則不僅能偷生于世，且享不盡榮華富貴，所以在那些喪失民族氣節的“愚者”看來，作者之拒降真是不識時務，愚蠢至極。而那些對作者寄以厚望的“知者”，則為其被俘受辱而悲哀。然而也有識大體的“賢達士”，則認為作者能“百死不移其志”，故雖辱猶榮，甚至比那些功成名就的衣錦還鄉之輩更能顯示志士仁人的精神風采。在這里，從側面反映了作者因堅持民族氣節而產生的自豪感，這也是作者在悲憤愧恨之中所獲得的惟一精神安慰。最后六句則直言表達了作者求仁報國的決心。在作者看來，人生于世，不在年高壽長，最可貴的是要有一顆熱愛祖國、獻身民族復興事業的比金石更堅定的忠心。孔子曾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又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述而》)詩人生不能復國，遂決心以死殉國成仁。“求仁而得仁”還有什么遺怨呢! 這就是這位愛國志士留給后人的以生命鑄就的金石之言，它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為了崇高的事業不惜獻出最寶貴的生命。

全詩的情感基調是悲壯昂揚的。在藝術上完全以心聲的直接抒發為特征。全詩幾乎沒有一句景語，字字是意，句句是情，意和情編織出了作者的主體人格。可以說，這首詩最動人的藝術魅力，主要來源于作者的主體人格。如果作者失去了自身這種令人仰止的人格精神，那么這首詩就是虛偽的，空洞的，浮夸的。所以詩的力量不能離開作者的人格而存在。中國古代的詩文論，都非常強調文學與作者人格的聯系，早在先秦時代，孔子就指出：“有德者必有言。”(《論語·憲問》)把人品放在首位，而孟子也認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萬章下》)認為只有先了解其人，才能了解其詩。《周易·文言》則由強調人品，進而強調文學的真誠：“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一基本思想，后來又為六朝大文論家劉勰所繼承。他在《文心雕龍·程器》篇中指出，一個成功的作家“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假如“雕而不器”，那么“貞干誰則”?也就是說，如果光有外美而無內德，就不足效法，也以人品為重。而張煌言生活其中的明代，無論是明七子，還是公安派，也都重視人品，強調文學的真實性。如李夢陽曾說：“夫詩者，人之鑒者也。”(《林公詩序》)而公安派則尤以人格性情為本，崇尚真性真情的自然流露。認為惟“不得已而鳴”，則矢口真言，可與“星日比光”(袁宗道《士先器識而后文藝》)。只有“任性而發”，才能“令人奪魂”(袁宏道《序小修詩》)。當然，詩歌作為一種藝術，必須有自己的形式要求，否則也就無所謂是“詩”。但若詩情詩意非從肺腑流出，也同樣不符合詩的本質精神，同樣不能感動人。虛偽矯飾是藝術的天敵，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藝術品，無不以真實作為生存的靈魂。張煌言這首詩雖然在用典方面顯得比較陳熟粗糙，但是瑕不掩瑜，作者崇高的品格還是通過詩篇得到了再現，永久地感動著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