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賦和古代神話·辭賦·宋玉賦《對楚王問》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

宋玉對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云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 夫蕃籬之鴳，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昆侖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諸。 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從《風賦》到《對楚王問》，在體裁與寫法上的共同特點就是都采取“對問”方式，這在賦體與文體上都具有開拓意義。劉勰《文心雕龍》曾經多次指出這一點。《詮賦》篇說：“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主客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又，《雜文》篇說：“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指出宋玉奠定這種文體之后對漢賦有直接推動作用：“枚乘擒艷，首制《七發》，腴詞云構，夸麗風駭”，發展成為散體大賦。劉熙載也認為：“用辭賦之駢麗以為文者，起于宋玉《對楚王問》，后此則鄒陽、枚乘、相如是也。惟此體施之，必擇所宜，古人自主文譎諫外，鮮或取焉。”(《藝概·文概》)實則用于述志抒情者，也不少見。如東方朔的《答客難》，設客難己位卑，詰難以自慰諭;韓愈的《進學解》，設弟子問難，借以論道論學自我寬解，都是這種體裁的發展。

一般人都認為是出自宋玉的《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以及歸于他名下而爭議較多的《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都是以對問方式引發，有幾篇還出現景差、唐勒、登徒子之類人物，氣氛活潑生動，文采也斐然可觀，這篇《對楚王問》的寫法則與上舉諸賦不同，因為既不全押韻腳，也不是韻散相間，而屬于散體賦的范圍。但是，行文之中排比鋪敘，錯落有致，別有豐采，則仍具有賦的特點。而依詩起興，引類取喻的表現方法，仍是發揚屈賦創作的藝術傳統。如其闡說“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之旨：“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云霓，負蒼天，翱翔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鴳，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鯤魚朝發昆侖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這類詞句，想像豐富，比喻奇特，顯示其浪漫主義的氣概。

讀宋玉這類篇章，油然想起莊周名篇《逍遙游》開篇對“鯤鵬”的描寫：“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真翼若垂天之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在創作方法的運用與想像力的發揮上，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可以窺見其間存在著楚文化的共同淵源，也表現出南方文學的審美特征。在對浪漫主義潮流的文學史考察中，往往“莊”、“騷”并稱。清陳本禮《屈辭精義· 自跋》稱：“文自《六經》外，惟莊、屈兩家，夙稱大宗。莊文灝瀚，屈詞奇險。莊可以御空而行，隨其意之所至，以自成結構。”又方東樹《昭昧詹言》也說：“莊以放曠，屈對窮愁，古今詩人，不出此二派。”實則此兩大派的文學機制息息相通，而想像的宏大幻妙，文章的汪洋恣肆，“寄幻于寰中，標旨于眾先”，騷人中差近于莊氏者，當推宋玉，雖然兩人的成就并不能相提并論。

出身卑微的宋玉來自下層社會，接觸普通民眾的機會較多，也深受民間文學與鄉野文化的熏陶，其賦作也發揮了這方面的優勢，豐富了他的創作源泉。如《對楚王問》中，運用郢中歌下里巴人與陽春白雪在聽眾中引起的不同反應，以說明“曲高和寡”之理。富有形象感，通俗易曉，現在已成為代表雅俗兩類文藝或文化的通用典故。又如傳為宋玉作的《釣賦》中，登徒子談善釣者玄洲的釣具，“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蚓，釣如細針”;又描述其持釣的情狀：“芳水餌，掛繳鉤，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清泥，上則波揚。玄洲因水勢而施之，頡之頏之，委縱收斂，與魚沉浮。及其解弛，因而獲之。”看他對釣魚之道這樣具體細致的談論，可想是具有廣泛的生活知識，這是屈賦中所不曾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