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詩《安定城樓；賈生》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游。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雛意未休。

賈生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安定城樓》和《賈生》都是懷才不遇之作，前者直賦自身境遇，后者借歷史故事抒發了自己的不滿之情。“蓋人之情，悲憤積于中而無言，始發為詩。”(宋陸游《澹齋居士詩序》)以之統觀二詩，極是。

李商隱少年時便好學而富有文才，十六歲時寫的樂府體詩《無題》“八歲偷照鏡”，清麗雅致，詩才橫溢。當時任天平軍節度使的令狐楚愛其才，請他到幕府，讓他和自己的兒子令狐绹一起學四六體今文，親自指點，后來還給他辦了行裝，讓他去京應考，因被考官所憎而未中。到開成二年(837)，他二十五歲時，又上京應試，因令狐绹大力推舉而登進士第。當年，令狐楚去世，有失依附。次年，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因愛其才而聘之，并以女妻之，但這時的李商隱還只是個進士，須經吏部考試中后才能授予官職。因此，李商隱于開成三年(838)便去考博學宏詞科。考官周墀、李回已經把他錄取，后因有個中書長者說“此人不堪”(《與陶進士書》)而被除名。這大概是被牽連到牛李黨爭的緣故。李商隱早先受恩令狐楚，令狐楚屬牛僧孺黨，而他后來從事的王茂元屬李德裕黨。《舊唐書·李商隱列傳》中有這樣一段話：“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為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數厚遇之，時德裕秉政，用為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仇怨，商隱既為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孤楚已卒，子绹為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其中說的王茂元被“用為河陽帥”和令狐楚“子绹為員外郎”，雖分別是會昌三年(843)和會昌二年(842)的事，但牛李黨爭由來已久，于元和四年(809)便開始，李商隱于開成三年(838)考博學宏詞科取后被除名，與之不無關系;其中所說的“宗閔黨”，即牛僧孺黨。元和四年(809)牛僧孺和李宗閔考取制科，兩人對策時都指斥時弊，當時李德裕執政，便不用他們。李商隱被牽連，只因他入了王茂元幕府并做了他的女婿，其實跟牛李黨爭毫無關系。說“此人不堪”的那個中書長者很可能是屬牛黨的人。李商隱遭到打擊，豈不冤枉? 回到王茂元幕府后便寫了這首七律《安定城樓》，抒發了他的憤慨不滿之情。

詩的首聯“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首句寫遠望城樓，“迢遞”、“高”、“百尺”，都是寫“望”，視覺感十分強烈，而又著重寫“高”，高城再加百尺城樓，益見城樓之高，矗立于天地之間，此句起得突兀。次句寫登上城樓，隨著登高，由近及遠地展開畫面，所以說“綠楊枝外盡汀洲”。“汀洲”，指涇水和湫淵湖的水邊沙地及水中洲渚。湫淵湖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登上安定城樓能望見，更顯出安定城樓之高。城樓周圍，空曠空坦，進一步反襯了城樓之孤高，既是寫景，又是寄興。他在當時是個出類拔萃人才，而于仕途卻很坎坷，先后考了三次才得進士第，考博學宏詞科取了又被除名，孤寂不平之慨油然而生，此種心態正與孤高兀立之安定城樓相契，所以首聯寄意深遠，意在言外。也正因為這樣，登上城樓，觸景生情，為抒發心中的憤慨創造了條件，具有領起全詩的作用。由此，自然地過渡到頷聯“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游”。連用賈生、王粲兩個典故。賈生，即賈誼，少年富有才氣，以政論、賦作著稱。《漢書·賈誼傳》：“于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少年賈誼之被詆毀，與李商隱的“此人不堪”的境遇何其相似! 漢文帝六年(前174)賈誼上疏陳述時事，開頭四句云：“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為憂念時勢國事而太息涕淚痛哭，但因有人“害之”而不得重用，一片赤誠的愛國報國之心遽成徒然，故曰：“虛垂涕。”李商隱對賈誼寄以無限同情而又為之不平，同時又借賈之涕淚澆自己心中之塊壘，語曲而意隱，為下聯張本。王粲，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以詩賦知名。東漢末年，北方有董卓之亂，王粲南下奔劉表，前后共十五年，未得重用，常為壯志難酬而郁結。約于建安十年左右，因登當陽縣城樓而作《登樓賦》，抒發了他希望能為國出力的雄心壯志和不得知遇的痛苦情懷。建安十三年(208)八月劉表死，劉琮繼位，九月降曹操，王粲也歸附曹氏，遂被重用，授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曹操在漢水之濱大宴賓客時，王粲贊頌了曹操的任賢措施，不禁奉觴賀曰：“使海內回心，望風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三國志》卷二十一)這時的王粲，精神為之一振，終于有了施展才能的機會。此后他便常隨伴曹操出征遠行，可謂春風得意，扶搖青云。所以，李詩說“王粲春來更遠游”，此句當蘊涵上述內容。同時，詩人也是將王粲自喻。總之，“賈生”、“王粲”二句，作者以他們的愛國之心及其際遇自比，昭示了自己的凌云壯志，表達了不得酬志的忿懣之情，不禁感慨萬千。頸聯轉入寫宏愿：“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二句互文，暗用范蠡故事，意謂自己一直希望能做出一番扭轉天地的大事業，等到名成功就，便像范蠡那樣乘扁舟遠去，退隱養老。李商隱身處晚唐，時藩鎮割據，外戚擅權，矛盾重重，國勢日弱，不能與盛唐同日而語，他欲力挽頹勢，振興國力，所以說是“永憶”，可見用心之深，意志之堅，一顆愛國報國之心躍然紙上。另一方面，他又“永憶”像范蠡那樣，功成身退，泛舟而去，變姓改名，遠避他鄉，不重名利爵祿，足見其胸懷坦蕩，氣度高逸。對“永憶”二句，紀昀說：“‘欲回天地入扁舟’，言欲投老江湖自為世界，如收縮天地歸于一舟，即仙人欲飲日月壺中，佛家縮山川于粟穎之意。注家謂欲待挽回世運然后退休，非是。”這一說法，誠然有其道理，他受了佛道思想的影響，在開成元年(836)曾在濟源玉陽山學過道教，在有關詩作中也有所反映，在“永憶”二句中也染有潔身自好的色彩，但對李商隱來說，畢竟是以入世思想為其主流，所以于開成二年、開成三年、開成四年、全昌二年接連應試，一生基本上過的都是游幕生活，做的都是小官，盡管抑郁不得志，直到去世，都未去披發泛舟江湖;再從《安定城樓》全詩看，旨意亦不在歸隱江湖，而是抒發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憤慨情緒。這表現在詩的頷聯、尾聯最為明顯;從詩的整體觀之，以李商隱思想的主導面去理解“永憶”一聯，似更合理。因此詩的尾聯就憤懣地予以指斥：“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雛意未休。”此聯用了莊子故事。《莊子·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鹓雛，子知之乎?夫鹓雛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鴟得腐鼠，鹓雛過之，仰而視之曰： 嚇!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嚇我耶，”“鴟”，即鴟鸮，貓頭鷹，喜食鼠。而在這里說它吃“腐鼠”，不乏卑夷，并且在詩中說“成滋味”，更是道盡了其所喜好和熱衷，以此比喻權欲旺盛、勢利熏心的中書長者之流，將其丑惡心態揭露無遺。詩人以鹓雛自喻，與頸聯呼應，說明志趣高遠，不能與鴟鸮同日而語，然終因遭到猜忌而以“此人不堪”之論不予錄取博學宏詞科。這種官場黑幕詩人原先“不知”，后來始知自己深受牛李黨爭之害，所以說“意未休”，終于恍然大悟。著一“竟”字，憤慨卑惡之意宣泄盡凈;照應“賈生”句，不平之心昭然。

李商隱善于在詩中用典抒情言志，這是李詩的一個特點。在《安定城樓》八句詩中，連用四個典故，這些內容與首聯所寫聳然兀立的百尺城樓的形象相輔相成，渾然一體，于高亢中帶凄涼，哀傷中寓倔強，愛國之心與退隱之意相雜，忿懣與不平共存，沉郁頓挫，渾厚自然，不乏杜甫遺風。《蔡寬夫詩話》曰：“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和學老杜而得其蕃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確是道出了李商隱詩的一大風格特色。熔描寫、抒情、敘事、議論于一爐，這大概是該詩所以沉郁頓挫渾厚感人的一個原因。

同是寫懷才不遇，《安定城樓》直抒胸臆，抒發了內心的不平與憤慨，而《賈生》則借歷史人物和歷史故事以自況。司馬遷在評論《離騷》等作品時說：“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也道出了《賈生》的旨意。賈生，即賈誼，有政見，富文才，以政論辭賦知名。漢文帝初年，因人薦舉而官至大中大夫，并欲任以公卿之位，由于力主改革，被權貴中傷，受貶為長沙王太傅。詩中所寫的便是賈誼被貶長沙期間發生的事。

詩的首句寫文帝為“求賢”而“訪逐臣”，極富有調侃諷刺意味。“逐臣”，是指文帝聽信奸臣之言而被貶去長沙的賈誼。既認為賈誼賢而受訪，那就說明“逐”之不當，但賈誼又確實被逐，并且在被訪后仍未回朝庭復職，這就充分暴露了“求賢”之假。而且放逐、“求賢”、“訪逐”全由文帝一人所為，有力地說明了號稱賢明的漢文帝也不能真正重視和重用人才，在這組看似矛盾的現象中揭露了封建帝王的本質，揶揄嘲諷之意流溢于字里行間。次句用“賈生才調更無倫”加以強調，益見“求賢”之荒唐。第三、四句便寫了文帝深夜“問鬼神”的荒唐事。文帝好黃老，尚鬼神。《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于賈誼被貶長沙“后歲余，賈生征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前席”，古人席地而坐，因聽得入神而不自覺地向前移動，竭盡文帝所好之態。同時也照應了次句，因賈生才調無倫而使文帝自嘆“不及”。因而，次句的“才調更無倫”一語，具有雙關之意。所以說是“虛前席”，一是賈生之才調被文帝所曲解，二是文帝“不問蒼生”而“問鬼神”，因此說是“可憐”，這些都非賈生之愿，而使他極為委屈和失望。這里揭示了“求賢”之虛假，懷才不遇之意力透紙背。宋人嚴有翼曰：“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李義山《賈誼》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自非學力高邁以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跡者，何以臻此?”(《藝苑雌黃》)此論極是。統觀全詩，運思縝密，內容豐富，措詞精巧自然，正如葛常之在《韻語陽秋》中所說的： 義山詩“包蘊密致，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鉆彌堅而酌不竭。”以此論《賈生》詩的藝術特色，可謂一語破的。該詩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善于以議論入詩。詩的后二句是這首七絕的點睛之筆，昭示了文帝“求賢”之實質。這二句常被論家稱道，如胡應麟曰：“晚唐絕句‘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皆宋人議論之祖。”(《詩藪》)。

李義山詩受社甫、李賀、韓愈等多家影響，有多種風格而又有千絲織網，百寶流蘇，綺密瓖妍(參見敖陶孫《臞翁詩評》)，意蘊豐厚，旨趣深遠的特色。上述二詩，既有李詩的總體特征，又自成個性，前者沉郁憤慨，后者譏諷調侃，各得其所。同時，二詩又有以議論入詩的特點，不乏杜甫、韓愈遺風，尤其韓愈有以文為詩的大名，從上述二詩末兩句看，似受韓愈的影響更深。二詩的議論之處，都是針砭時弊的牢騷不滿之辭，敢于與傳統的孔子詩教“思無邪”相違。李商隱不只離經叛道，而且是居其中之“尤者”，宋人張戒說：“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顏、鮑、徐、庾，唐李義山，國朝王魯直，乃邪思之尤者。”(《歲寒堂詩話》)他所以成為“邪思之尤者”，當與他的“恃才詭激，為當途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坷終身”有關。(《舊唐書·李商隱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