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蒲松齡
君子除小人,赤手搏龍象;
小人殺君子,誅滅如反掌。
朝譖夕已族,并不疑虛罔。
英主或旋悟,忠魂徒夢想。
臨淮與汾陽,大勛垂天壤;
媢忌猶中傷,頻頻陷法網。
幾何首領絕,不似仙芝枉?
按理說,功與罪,君子與小人,本來是截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但在實際生活中,它們卻常常混淆,甚至互相顛倒。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這種反功為罪、忠佞易位的現象,簡直層出不窮。作者閱讀《新唐書》之后寫下的這首《讀史》,便是針對封建社會的這一丑惡現象,在慨嘆正不壓邪的同時,極有說服力地揭示了封建社會的仕途黑暗和險惡,提醒人們:即使在功垂天壤、平步青云的時候,也必須謹防小人的陷害和暗算。
詩歌的前八句是理論闡述,后六句是列舉的事實論據。作品一開始,詩人便高屋建瓴,鳥瞰整個封建社會,概括了一種令人深思的歷史現象:“君子除小人,赤手搏龍象;小人殺君子,誅滅如反掌。”作品所論述的重點是“小人殺君子”,但由于一開始就用正反對比的方式提出問題,因此,這不但使作品的重點在對比這中顯得格外鮮明,而且起到了設疑啟下的作用。人們不禁會想:為什么君子鏟除小人會如此困難,而小人誅滅君子卻如此易如反掌呢?
作品接下去著重回答了后一個問題,這就是“朝譖夕已族,并不疑虛罔”。“譖”,誣陷;“族”,滅族;“罔”,無。小人迫害君子時,早上羅織罪名,中傷誣陷,晚上就已經滅其九族,根本不會去考慮他們是否真有罪過。也就是說,小人既然決心要對君子加以迫害,就會橫加罪名,并不需要顧及事實真相和道義良心,所以心狠手毒,毫無顧忌,迅速而利落地實施他們的陰謀。回答了這后一個問題,前一個問題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因為君子的作法正好與此相反。
但是,詩人明白,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答案。君子也好,小人也好,他們的行為和命運還與“英主”息息相關。所以,作品接下去寫道:“英主或旋悟,忠魂徒夢想。”“英主”,英明的君主,即皇帝。當君子被害之后,那些有見識的皇帝有時會忽然發覺殺錯了,但為時已晚,君子的忠魂再也無法回歸人間。換句話說,小人的得勢,君子的遭難——一句話,正不壓邪的悲劇,實際上都是由皇帝的昏庸造成的,“英主”并不英明。至此,我們可以發現,詩人觀史的目光已經觸及到了問題的要害,這是難能可貴的。然而,由于歷史和階級的局限,他還未能抓住問題的實質。在統治階級內部各派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中,最高統治者為了維護整個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自己的統治地位,往往都要搞平衡、均權益,有時甚至坐山觀虎斗。因此,官場的黑暗和仕途的險惡,從根本上說,并不只是由于皇帝的糊涂昏庸所致,而是封建統治集團內部政治斗爭的產物。但盡管如此,詩人能夠在揭示功罪顛倒、忠佞易位現象的同時,指出它與最高統治者的必然聯系,這就夠了,因為這對在宦海中正道而行的人們畢竟可以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使他們便加留心坦途上的陷阱,碧波中的暗礁。
作品的后六句列舉歷史事實,為作品前面的理論闡述提供事實論據。“臨淮”是李光弼,“汾陽”是郭子儀,均以封地之名代稱。他們都是平定安史之亂的赫赫功臣,但多次受到宦官魚朝恩等人的忌恨和誣陷,屢奪兵權,險遭治罪;“仙芝”,即高仙芝,唐代大將,在小勃律反唐和安史之亂中,他戰功卓著,卻被監軍宦官邊令誠誣陷處斬,當是時,軍中士兵深為不平,呼“枉”之聲響徹云天。象高仙芝這樣功高而屈死的人,歷史上又何止他一個呢?所以詩人感嘆道:“幾何首領絕(多少腦袋落地),不似仙芝枉?”結句由點推面,從個別到一般,既照應了開頭,又令人深思和回味。
這是一首典型的哲理詩。作品由概述歷史現象,進而對這一現象進行分析,最后列舉一系列事實作論據,表現出類似論說文的論證特征。作品的語言明確、果決、鋒利,毫不拖泥帶水,也顯示出類似理論性文章的語言特色。詩人的感情強烈、深沉,但被抑制在論說的理性框架之內,只作為論說的深層內涵存在,這又有助于將論述的客觀性與傾向的鮮明性結合起來,從而使作品更具戰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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