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李攀龍詩《初春元美席上贈謝茂秦得關字》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鳳城楊柳又堪攀，謝朓西園未擬還。客久高吟生白發，春來歸夢滿青山。明時抱病風塵下，短褐論交天地間。聞道鹿門妻子在，只今詞賦且燕關。

(據明隆慶刻本《滄溟集》，下同)

李攀龍(1514—1570)，字于鱗，號滄溟，歷城(今山東省歷城縣)人。嘉靖間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以文著名，與王世貞同為后七子領袖。倡導摹擬復古，其詩追從漢魏盛唐，注重形式，而題材內容狹窄。

《初春元美席上贈謝茂秦得關字》是一首褒揚“后七子”之一謝榛的詩。元美，王世貞的字。“席上”，王世貞所設酒宴之上。“謝茂秦”，名榛，自號四溟六人，臨清(今山東省臨清)人，布衣，自幼眇一目，性豪爽，好仗義助人。“后七子”中，大都為青年進士，唯謝榛布衣終生，又年事最高。結社初，謝實為“后七子”盟主，比之李攀龍輩，他提出的理論綱領更為系統，取徑較廣，持論亦不拘泥，曾有“奪神氣”而不模仿形跡，“學釀蜜”而不蹈襲古人(《四溟詩話》卷三、卷四)等主張。后“攀龍名大熾，榛與論生平頗相鐫責，攀龍遂貽書絕交。世貞輩右攀龍，力相排擠，削其名于七子之列”(見《明史》卷二八七)。“然茂秦游道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河南北皆稱謝榛先生，諸子雖惡之不能窮其所往。”(王士禎《四溟詩話序》)李攀龍此詩當作于謝、李締交之初。詩中李對謝推重備至，“誦五六語如見茂秦意氣之高，應求之廣。”(見《明詩別裁》卷八)。從此詩中亦可窺見當時文壇的山頭門戶風氣。

首聯點明寫詩時地，引出歌詠對象：“鳳城楊柳又堪攀，謝朓西園未擬還”。“鳳城”，京城，指北京。“謝朓”，南朝齊詩人，字玄暉，詩風清麗俊發，此處以謝朓比謝榛。“西園”，泛指貴公子宴游處所，曹植《公宴》詩：“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首聯兩句說，京城楊柳綠意盎然，又到了可以折柳贈別的時候;像謝朓般詩才橫溢的謝茂秦正在園林中與友人歡聚，似乎還沒有回歸的念頭。“客久高吟生白發，青來歸夢滿青山。”“客久”，作為布衣詩人，謝榛經年寄居他鄉。這兩句說，冬去春來，常年客居他鄉的布衣詩人總難免夢縈腸回，思念故土的山山水水。“明時抱病風塵下，短褐論交天地間。”這兩句說，當此政治清明時代茂秦卻不求利達，拖著病弱之軀，將久客于外的困擾置之度外，憑布衣身份以文會友譽滿詩壇。以上著力寫謝榛優游放達自甘岑寂的性格與聲望。“聞道鹿門妻子在，只今詞賦且燕關。”“鹿門”，山名，在今湖北襄樊市東南，漢末龐德公躬耕峴山，與司馬徽、諸葛亮為友，劉表屢以禮延，卒不出，后攜妻子隱鹿門山，采藥以終。此處指歸隱之意。這兩句說，謝茂秦家小安頓在鹿門山那樣林深洞幽之處，而今在此吟詩作賦只不過是茂秦漫漫旅途中的短暫小憩而已，終歸還要舍我等而去。

詩中寫人與小說的寫人多有不同。詩一般不描繪人物的多側面，主要借點睛之筆舉其一點，著意渲染。這首詩屢屢強調謝榛的布衣身份、平民意識、游俠風神乃憑仗詩才廣交天下的行為特征與終老林泉的人生態度。詩中將謝榛比之為南齊著名詩人謝朓，當是很高的贊許。李攀龍把謝榛比作謝朓，當不乏真情誠意，但也可以從中體味到文人墨客偏激自賞、相互捧場、醉心于圈子文學與圈子批評的陋習。

李攀龍以承繼李夢陽為己任，文學主張自然與之相近。如“秦漢以后無文”、“唐無五言古詩”之類的論斷便是。但李攀龍又并非李夢陽復古理論的正宗傳人，他還吸取了何景明的變通精神，對復古主張作出若干補充。要點是：“擬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古樂府詩序》)，“擬議成變，日新富有”(王世貞《李于鱗先生傳》引)。力主學古人之法，寫自己之詩，酷似古人又不是古人。這才是李攀龍的追求。然詩人們的創作實績往往比其理論宣言更難以一語論定。李攀龍《滄溟集》三十卷，其中詩十四卷，文十六卷。他的散文多模仿之作，幾“無一語作漢以后，亦無一字出漢以前”(王世貞《藝苑卮言》)，“聱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明史·李攀龍傳》)。其擬古樂府，更生吞活剝古人，令評家瞠目。唯部分七言近體，氣勢雄闊暢達，有某種可讀性。本篇即其中之一。這是一首七律。沈德潛《明詩別裁》云： 李攀龍“七言律已臻高格，未極變態”，“七言律及七言絕句高華矜貴，脫棄凡庸，去短取長，不存意見，歷下之真面目出矣”。此論并非一味溢美。但即使較可取的七言近體中，也存在錢謙益甚為鄙薄的字句雷同和情境蹈襲等弊病。江湖、乾坤、萬里、浮云、落日、風塵一類闊大字眼頻頻出現，“舉其字則三十余盡之矣，舉其句則數十句盡之矣!”(《列朝詩集小傳》丁集)有人因李詩喜用“風塵”一詞，戲稱他李風塵。這種缺憾，本篇也未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