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空門子，深山土木骸。

片衣閑自衲，單食老長齋。

道性終能遣，人情少不乖。

樔枸居上院，薜荔俯層階。

洗缽前臨水，窺門外有柴。

朗吟揮竹拂，高揖曳芒鞋。

迸筍鈄穿塢，飛泉下噴崖。

種花忻土潤，撥石慮沙埋。

舊枉師招隱，初臨我詠懷。

何當緣興玩，更為表新牌。

“靈隱寺”位于杭州西湖西北武林山下，始建于東晉。據《淳祐臨安志》記載，東晉咸和元年(326年)，印度僧人慧理游歷至武林山曾驚嘆道：“此天竺國 (古印度)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日，多為仙靈所隱……”于是籌建靈隱寺。“師一上人”為寺內的高僧。這首五言古詩就是張祜應師一上人之邀，前往靈隱寺游覽時寫下的題詠之作。詩歌主要刻畫了寺內外竹木蔥翠、山水輝映的清幽環(huán)境和師一上人離塵脫俗、恬淡自適的生活意趣。

詩歌前六句用極其簡練的筆法勾畫出了師一上人這位八旬老僧瀟灑塵外的高人形象。所謂“深山土木骸”，實際上正是這位虔誠的佛門弟子斷絕塵想的生動寫照。正由于師一上人面對外境，眼、耳、鼻、舌、身、意 “六門”清靜，貪、瞋、癡 “三毒” 盡除，從而做到了內外明徹，即依靠所成就的佛性遣除了世俗欲望，所以他才能夠長年安于寺內那種自綴薄衣、自調素食的清苦生活，并從中體味到一種自在閑適的山野樂趣。應該指出的是，按照禪宗的觀念，佛門弟子的斷絕塵想并不意味著要逃遁人世，六祖慧能就曾經說過：“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覓兔角。” (《壇經》惠昕本) 也就是說，人的 “見性成佛” 都是發(fā)生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不能脫離世間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師一上人一方面是“道性終能遣”，另一方面則是“人情少不乖”，不但可以高聲吟詩，而且可以與世俗的文人騷客過往甚密，甚至主動將張祜這樣一個行止浪漫、縱情聲色的詩人召至寺內作客。

自“樔枸居上院”以下十句，詩人集中筆墨反復描寫了靈隱寺周圍離絕塵世喧囂的清幽環(huán)境及師一上人生活于其間的淡雅、閑適的禪趣。只見寺內 “薜荔”之類的香草香木叢生，寺外山塢上竹筍林立; 近有潺潺溪水，遠有山泉飛瀑。居住在這里的師一上人洗缽前有水，開門可取柴; 平日無人拜訪，則在寺內手揮竹拂吟詠詩篇，有人來訪，則腳踏草鞋，高揖行禮……總之，這里的一切都充滿了一種恬淡平和的山野之趣。生活在這樣一種平和幽靜的環(huán)境中，人們自然會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的全部身心與周圍的萬物融為一體。所謂“種花忻土潤，撥石慮沙埋”二句，正傳神地寫出了師一上人與寺內外山水林木之間那種融洽依存的親密關系。

篇末四句是詩人交待有關寫作的緣由。其中 “枉”屬表敬副詞，猶“枉駕”; “何當”，相當于“何時”; “牌”指詩牌，唐人將詩題寫在木板上稱詩牌。從“舊枉師招隱，初臨我詠懷”二句中可以看出，此詩是張祜應師一上人之召，初至靈隱寺時的詠懷之作; 而“何當緣興玩，更為表新牌”二句則表明，張祜希望在靈隱寺與師一上人交游期間能趁著游興，再為這里的清幽秀景和高人雅趣譜寫出新的詩章。

全詩二十句敘述平平，從中似乎找不到任何警策之處。然而掩卷之余，無論是靈隱寺內的清幽之景，或是師一上人的閑適之趣都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令人難以忘懷。由此足見，詩人杜牧盛贊張祜“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 《登九峰樓寄張祜》) 并非溢美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