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易安

玉帳牙旗得上游， 安危須共主君憂。

竇融表已來關右， 陶侃軍宜次石頭。

豈有蛟龍愁失水， 更無鷹隼與高秋!

晝號夜哭兼幽顯， 早晚星關雪涕收?

李商隱

唐中葉以后，宦官擅權和藩鎮割據成為唐王朝日益衰敗的重要標志。于是，中央集權的穩固與否，牽動著每個愛國知識分子的心。《重有感》便是這樣一首憂患時政的作品。

《重有感》是指作者的《有感二首》而言，所謂“有感”，則是當時許多詩人對“甘露之變”感到憤慨的代名詞。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在宦官與朝臣的長期斗爭中，爆發了兵刃相接的“甘露之變”。宦官集團占有明顯的優勢，內侍仇士良以謀反罪大屠朝臣，并將未參與事件的宰相王涯等連同李訓數人一同治罪，十余家皆被滅族，累及千人，朝野震驚。從此之后，宦官氣焰更盛，迫脅文宗，陵暴朝士，百官敢怒不敢言，唯在詩歌作品中痛哭：“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李商隱《有感二首》)開成元年(836)三月，昭義軍(治潞州，今山西長治)節度使劉從諫三次上疏，要求朝廷澄清事實，為王涯洗冤，并表示，“謹修封疆，繕甲兵”，“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從諫上疏，極大地鼓舞了京師朝臣，人人竟相傳誦，從中獲得力量與信心，李商隱聞知后，欣然命筆，作《重有感》。

作品首起，便點出了劉從諫駐軍的優勢與實力，字里行間有一種掩蓋不住的興奮：瞧，節度使的玉帳牙旗正占著形勝的地勢，與主君共安危，義不容辭!接著，詩人開始分析時局，鮮明地亮出自己的看法：既然節度使已上表闡明立場，就應盡快出兵“清君側”。竇融為東漢涼州牧，曾上表光武帝，請兵討伐叛臣。這里喻指劉從諫。陶侃則為東晉荊州刺史，咸和三年(328)，蘇峻叛亂，遷成帝于石頭城(在今南京市)，陶侃會師石頭，擊斬蘇峻。顯然，詩人希望劉從諫能成為第二個陶侃。想到這里，他的情緒更加高昂，皇帝被扶持的狀況不會長久了——豈有蛟龍愁失水!不過，他很快地又回到了嚴峻的現實中，“甘露之變”的陰影再次襲上心來：誰能鉗制住宦官的蠻橫呢?也許劉從諫的力量太單薄了，要不然他為什么遲遲不出兵呢——更無鷹隼與高秋!深深的憂慮，使詩人陷入了沉重的傷感之中，這是對國家命運和前途的擔憂：宦官屠殺，人鬼同憤，什么時候宮闕中才會拭去這不盡的眼淚?

李商隱的七律，有“善學少陵”，“終唐之世惟一人而已”的美譽，這不僅因為他關心政治時事，“長于諷諭，中有頓挫沈著，可接武少陵老”(《唐詩別裁》)，更因為他構思縝密，使事穩愜，學杜于神骨之間而不在形貌。《重有感》的構思和藝術處理受到杜甫《諸將五首》的影響，但布局上則脫出了杜甫的窠臼，不露精巧的痕跡，完全順應思緒的起伏，曲折回旋，一路留下感覺與記憶變化的軌跡，酣暢淋漓。而詩中那以愛國熱情為基礎的憂患意識，便在這時而興奮，時而憂傷的情緒變化中，讓人一覽無余。李商隱駕馭典故的功力在作品中充分展現了他獨特的個人風格。當頷聯中兩處凝重的使事之后，有調節之功能的頸聯，看似平淡簡潔，卻依然平貼地引用了典故：上聯用賈誼《惜誓》中神龍失水為螻蟻所載的故事，下聯的鷹隼搏擊，則出自于《左傳》和《漢書》。句中還巧妙地嵌入虛字，使中間兩聯句式參差，既增大詩歌含意的容量，又不影響其藝術張力，讀來令人覺得音韻流走，回腸蕩氣。最不容易的是，作者能隨意地將俗語、口語化的詞匯與書面語氣息很濃的歷史典故糅合在一起，而顯得天衣無縫，如“早晚”一句，“早晚”為唐人常用的語詞——“何時”，而“星關”則以天關代指宮廷，語出《史記·天官書》，使作品結尾處情詞激越，一氣噴薄而出，急切而仍不失典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