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嘲·袁枚

小眠齋里苦吟身，才過中年老亦新。
偶戀云山忘故土，竟同猿馬結芳鄰。
有官不仕偏尋樂，無子為名又買春。
自笑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

上面這首詩在袁枚集中不算最上品，它的可貴，在一個“真”字。詩人能坦露自己真實的心跡，不掩飾，不矯情。讓世人看到一個“真我”，這在中國古代詩歌中不多見的。

詩開頭寫詩人“小眠齋里”時，對自已一生的審視和反思。此時，作為一個詩人的苦吟之身，在人生道路上已經開始進入垂暮之年了。對此，他沒有為失去年華而悔恨，而是幽默地說；自己“才過中年”，即使可稱之為“老”，也是“新老”呀！詼諧，樂觀，不愧古之達人也！

回顧這一生是怎樣度過的呢？——“偶戀云山忘故土，竟同猿鳥結芳鄰。”袁枚對生他育他的“故土”是很有感情的。他在《隨園詩話》中有一段記載：“余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句。某尚書過金陵，索余詩冊。余一時率意用之。尚書大加訶責。余初猶遜謝，既而責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此印不倫耶？在今日觀，自然公官一品，蘇小賤矣。誠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蘇小，不復知有公也。’一座囅然。”蘇小，六朝時南齊著名歌妓，家住錢塘，常坐油壁車。六朝樂府中就有《蘇小小歌》，唐代李賀、溫庭筠、張祜都有歌詠她的詩。袁才子也是錢塘人，頗以故鄉的人文勝跡自豪，對那位六朝時代的蘇小也投以深情的一瞥。然而連他自己也沒料到，如今為了“戀云山”，竟然去同山猿林鳥做鄰居，忘卻了錢塘故土，連自己當年在上官面前極力袒護的可愛的“鄉親”蘇小小都丟到腦后了。

原來詩人在人生道路上發生了一個重大轉折。袁枚本來也是走“讀書做官”的傳統道路，二十四歲中進士，被派到江南地區做知縣。可是，七八年官衙生涯，使他深深感到“官苦原同受戒僧”，而自己是個“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好名人字畫、又好書”的人，做官那一套與自己的個性太不相合了。于是，他用三百兩銀子，買下南京小倉山北巔一座私人花園，加以修葺：“隨其高，為置江樓；隨其下，為置溪亭；隨其夾澗，為之橋；隨其湍流，為之舟。”名曰：“隨園”。峻工后，便告辭官場，退居園中，過他“同猿鳥結芳鄰”的生活了。

“有官不仕偏尋樂”，就是指自己退居隨園這件事。意味深長的是：他修葺隨園，處處突出一個“隨”字，即順應自然景物本身的特性，實際上這也是表示他的人生態度，同樣重在一個“隨”字，即順應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千萬不要違反自己的本性去生活。為銘記這一點，他干脆自號“隨園”了。當然，果真要“隨性所適”地去生活，需要極大的決心和勇氣。袁枚就曾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園居三年，積蓄用光了，開始鬧經濟恐慌。在親友妻室的慫恿下，他懷著“入山愁我貧，出山愁我身”的矛盾心情，又到陜西去做官。但不滿一年，與陜西總督不合，又告長假回歸隨園，這才永遠離開了仕途。此后，袁枚居隨園而常出游，往返于南京與揚州、蘇州、杭州之間，更有幾次遠游桂林等地，到八十老翁時，仍徜徉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詩人趙翼稱他：“其人其筆兩風流，紅粉青山伴白頭。”

趙翼說得不錯，袁枚除了流連山水外，還時傳金屋藏嬌的艷聞，他在這首《自嘲》詩中，也坦白暴露自己的思想：“無子為名又買春。”有趣的是，這位公開宣稱“六經盡糟粕”的風流才子，對孔老夫子“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句話，卻奉若神靈，打起“傳宗接代”的堂堂正正之旗，“千金盡買群花笑”，聘娶了一個又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本來這類事在封建社會司空見慣，包括那些名儒、大儒、純儒，有三妻四妾并不稀奇，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偏偏這位袁才子不僅這樣做了，還要張揚出去，并且把自己的真實動機公之于世，說什么“無子為名又買春”，坦白承認傳宗接代是假，“寡人好色”是真。

袁才子在這方面還有自己的一套理論，他說：“人欲當處，即是天理”。他還說像周文王這樣的大圣人也有男女之欲，《詩經》第一篇不就說他“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么？言下之意，何況我袁某人呢！實際上還是那一套生活準則：一切順應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他有一位愛妾聰娘，袁枚赴陜西任職時，心中怎么也丟不下她，連寫了六首《寄聰娘》，其二云：“一枝花對足風流，何事人間萬戶侯。生把黃金買離別，是儂薄幸是儂愁。”這也是“做官”與“尋樂”的矛盾，他感到“人間萬戶侯”不如“一枝花對足風流”。這大概也是他堅決離開仕途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官不做了，每天在隨園里看看風景，談談愛情，寫寫詩，他自我解嘲地說：“自笑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他曾自負有匡時濟世之才，現在感到好笑了。乾隆時代，盛行漢學考據，宣揚程朱理學，使人感到很壓抑，袁枚《遣興》詩寫道：“鄭孔門前不掉頭，程朱席上懶勾留。一帆直渡東沂水，文學班中訪子游。”他認為自己天生的個性既不適宜做官，也不喜空談道學，更不愿埋頭饾饤考據，自己只適宜作個詩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他這位詩人是“被天強派”的了！

作為一個詩人，袁枚在清代乾嘉詩壇馳騁五十個春秋，寫下近五千首詩，成為一代騷壇主。特別他倡導性靈說詩歌理論，使他成了“文壇革命家”(朱自清語)。自晉代陸機“詩緣情”之說出，歷代主張詩歌抒寫性情者不乏其人，但“發乎情，止乎禮義”，是不能出軌的。而袁枚性靈說，則極力強調寫詩者的“真性情”，作詩必須有詩人之“真我”，而這個“我”又必須是不失赤子之心的“真”人。否則，詩便無性靈可言。袁枚為什么對“性情”只求其“真”？顯然，他不能讓“性情”受到儒家禮義的約束，當“性情”與“禮義”發生矛盾時，他一任“性情”自然流露。像《自嘲》詩中“無子為名又買春”這樣的句子和《寄聰娘》中那種“愛情至上”的意味，都表現出一種不拘禮法的獨立不羈的精神。袁枚的詩歌主張和他的人生哲學一樣，都是強調個人的感情和欲望，具有把詩歌創作與個性自由的要求聯系起來的進步意義，是當時詩壇一股清新的空氣。

正因為袁枚直抒胸襟的性靈詩“惟我所適”的自由個性，無所忌諱地表現“真我”，以致在當時就引起許多非議。有人勸他刪去集中“緣情之作”，袁枚可怎樣想呢？他在《答家惠孝廉》中說：“瑕瑜不相掩者，玉也；粹然一色者，碔砆也。仆恥為碔砆，方欲暴平生得失于天下，然后天下明明然可指可按，而后以存其真。”他一生深惡偽君子、假道學，決意自己做一個真實的人，讓世人看清自己的真面目，這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