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錢先生看來，學術研究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鉆研透徹的，它需要長久的堅持才行。也因此，錢先生對于學者們對自己的“錢學”一稱并沒有太大的好感。“錢學熱”可能只是人們的一時興趣才興起來的，這種一時興起的研究在錢先生看來，太過膚淺了些。

青年時期的錢先生，在學術上的研究讓很多學者們驚嘆，但錢先生的頑童性格也讓人覺得他寫不出那些嚴謹而規范的學術論著。

學者們的看法并不影響錢先生在治學上的追求，他那富有想象力的活躍心智是不會因為人們的小看就受到影響的。在他看來，文評詩集并沒有固定的格式，倘若真的要追求格式的話，大體上可以有，但是細分起來的話，就沒有了。因此，錢先生就開始尋找一種新文體來進行創作，這種文體既可以展示他那淵博的學識，又可以讓他天才的“惡作劇”得到充分表現和發揮。

從進入清華大學之后，錢先生除以“默存”“中書君”的名字在《清華周刊》《國風半月刊》等上發表了大量的舊體詩而外，還發表了一些學術類論文。從1930年開始，他在《清華周刊》《新月月刊》《大公報》《國風半月刊》《學文月刊》《文學月刊》《天下月刊》《文學雜志》等刊物上發表了《小說瑣征》《中國文學小史序論》《論不隔》《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等論文，以及《一個哲學的綱要》《休謨的哲學》《美的生理學》等書評。同時他還著有用英文寫的論文《中國古劇中的悲劇》，以及獲牛津大學文學學士的學位論文《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等。

錢先生后來治學的一些特點，譬如說在研究過程中注意廣泛地吸收西方文學說中的新觀念，對古今、中西之間和各人文學科相互貫通，以及詩心、文心，等等，在這一時期已經露出了端倪。再如錢先生對《一種哲學的綱要》中卡納特的批評，以及對《美的心理學》的文藝批評都反映出他對西方哲學、文藝理論和美學之熟悉程度，以及突出的思辨與語義分析能力。

書評以及寫作，是錢先生對新文體研究的一個鋪墊，也是新文體出現的一個必要沉淀。錢先生的《談藝錄》就文體而言，屬于詩話的文體，這一點他在書中的開篇里就已經點破了。而《管錐編》使用的文體則是筆記、札記之體。這兩種文體都是中國獨有的著述形式，它們講究的是筆墨精妙，可以做到揮灑自如，用簡單的方法來敘述復雜的事情，只是近代之后逐漸地不被人重視了，成為了歷史櫥窗中的東西。但錢先生卻用它們，以妙曼之筆來點化評析古籍中所涉及的種種人文現象，尤其是詩心、文心、哲理、心理方面的描寫。與其他的文體相比較而言，這種文體倒是顯得更加優雅愜意，所以也有學者稱這是對原有文體的提升或者是現代轉化。

錢先生曾說：“文評詩品，本無定體，只求之詩話、文評之屬，隘也！”的確是這樣，如果所有的文學著作都追求固定格式，都遵守固定的寫作規則的話，只會走向狹隘。在非談藝之書里發現談藝妙語，仿佛在灰燼里面發現閃亮的珍珠，別有一番喜悅。

錢先生是比較執著于自己追求的人。在錢先生看來，這個世界一直都在改變，沒有任何人或者是任何事永遠一成不變，人們想要跟著時代的步伐前進，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改變自己，跟隨時代的潮流，這樣才能堅持自己的追求。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堅持自己的追求，勇往直前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錢先生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并且這種追求讓他覺得心靈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