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挑鼻子豎挑眼，這并不是什么帶褒義的說法。人們常常習慣用它來形容一個人的挑剔程度，甚至有時候還會用它來形容這個人的無理取鬧。但如果用它來形容錢先生的話，意思就可能發生變化了。

錢先生的思辨性格和懷疑精神讓他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走得越來越遠。他在接受人類文化知識的同時，也在用一種懷疑和批判的眼光來看待所有的一切。

不輕信名家和權威，不相信那些已定的結論，這是錢先生對學術的研究態度。喜歡在大作之中挑出別人的毛病，愛和名家權威唱反調，這是錢先生“惡作劇”的本性。在錢先生的書評之中，有一部分是對當時最新出版的外國哲學名著的評價，他之所以能夠對外國著作發表精湛的書評，主要還是得益于他對哲學方面濃厚的興趣。錢先生雖然不是哲學家，但他在很多的讀者眼中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哲人，他所擁有的哲學智慧和強大的思辨能力，是很少有人能夠與之媲美的。

很多人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時候，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在錢先生一生的文字當中，很少提到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和錢先生不是一代人，但因為魯迅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太重要，很多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鮮少有不提到他的。特別是在1949年以后，中國很多知識分子都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魯迅先生，即使沒有直接提到魯迅先生，也會間接地提到魯迅先生的文章。但閉口不提魯迅的，錢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著名學者傅璇琮先生在《緬懷錢鍾書先生》一文中回憶，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譜》后，因為書名是錢先生題寫，他給錢先生送去了一本。錢先生對傅璇琮說：“拙著四二八頁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頁稱呂誠之遺著，道及時賢，唯此兩處。”這是錢先生說他在新版的《談藝錄》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匯編》，以及呂思勉的《讀史札記》。從錢先生對傅璇琮說話的口氣中，可以看出他認為的“時賢”，就是傅璇琮和呂思勉。

李國濤在《錢鍾書文涉魯迅》一文中提到，20世紀40年代，錢先生在上海發表《小說識小》數題，其中談到《儒林外史》時，錢先生發現，吳敬梓沿用古人舊材料不少，創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錢先生說：“中國舊小說巨構中，《儒林外史》蹈襲依傍處最多。”同時錢先生指出：“近人論吳敬梓者，頗多過情之譽。”這個“近人”是指誰呢？李國濤認為是指胡適和魯迅。

錢先生在文章中不提魯迅先生及其文章，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舉動。這種舉動包含了錢先生對他所生活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總體評價。這種評價來自于錢先生忠于真理、嚴謹治學的態度。

有人說，錢先生這種表現屬于假清高，在他們看來，錢先生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舉動完全是因為他看不起那些知識分子。其實，錢先生并無此意，他只不過是把自己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治學上，對學術不容一絲馬虎。

你想要做一個與世無爭的老實人，可能在無意之間被人利用；你有點才德品貌，興許也會招惹幾分嫉妒排擠；倘若你懂些大度和退讓的話，也許別人又會借此來欺騙你。所以，我們需要像錢先生一樣活出自我，堅持自我，實現個人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