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柳宗元（字子厚，773—819）在被貶謫到柳州（今廣西柳州）期間曾寫了一首《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宦情羈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轉(zhuǎn)迷。

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就詩人而言，在我為情，在物為境。詩思的觸發(fā)、詩篇的形成，往往是我與物、情與境交相感應(yīng)的結(jié)果。也不妨說，在我之情與在物之境是詩歌的兩大要素。謝榛在《四溟詩話》中曾說：“作詩本乎情、景，孤不相成，兩不相背。”劉永濟在《文心雕龍校釋》中更指出：“純境固不足以謂文，純情亦不足以稱美。善為文者，必在情境交融、物我雙會之際。”上面柳宗元的這首《偶題》，正是一首情境交融、物我雙會的作品。如果設(shè)想詩人創(chuàng)作時的狀態(tài)，他身為逐客，遠在異鄉(xiāng)，獨立庭院，百感叢集，這時，正如《文心雕龍·物色》所說，心因“物色之動”而搖，辭因“情以物遷”而發(fā)。他的詩筆“既隨物以宛轉(zhuǎn)”，“亦與心而徘徊”。眼中的花盡葉落之境與心中的凄黯迷惘之情是融會為一的。

詩的首句“宦情羈思共凄凄”，是我心蘊結(jié)之情。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中說：“柳州詩長于哀怨，得《騷》之馀意。”這是因為柳宗元的身世與屈原有相似之處。他自二十六歲進入仕途，到四十七歲逝世，其間僅二十一年，但卻過了十四年的貶謫生活。他三十三歲時被貶到永州（今湖南零陵），十年后才被召回，可是，回到長安只一個月，又被外放到比永州更遙遠、更荒僻的柳州。這首詩就是他到柳州后，也就是他的政治希望和還鄉(xiāng)希望一度閃現(xiàn)而又終于破滅之后寫的。聯(lián)系

他在去柳州途中寫的“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發(fā)待流年”（《嶺南江行》）以及在柳州寫的“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登柳州城樓》），“海畔尖山似劍铓，秋來處處割愁腸”（《與浩初上人同看山》）等詩句，就可以知道這一句中所說的“宦情羈思”是什么況味、什么分量。而正因為這種情思積累在心中已非一朝一夕，這里用不著以濃墨重彩渲染，只用“凄凄”兩字輕描一筆，就足以表明一切了。以平淡的筆墨來顯示深厚的感情，往往更見其深厚，這正是所謂“厚積薄發(fā)”的妙用。至于這句中的一個“共”字，則說明這一“凄凄”之感是雙重的，是宦情的凄凄加羈思的凄凄，因而其分量是加倍沉重的。

詩的三、四兩句“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是物象構(gòu)成之境。當(dāng)時的柳州還是所謂“瘴癘之地”，風(fēng)土人情不同于中原地區(qū)，在逐客旅人的眼中，別是一種殊方色彩、異域情調(diào)，在在都足以觸發(fā)貶謫之思，勾起懷鄉(xiāng)之念，何況又在陽春二月見到反常的“如秋”之景。試想：山城雨過，百花落盡，本來已經(jīng)會令人產(chǎn)生惜春、傷春之類的感情，但通常在姹紫嫣紅開遍后出現(xiàn)的萬綠成陰的景象，也還不是過分凄涼，而現(xiàn)在繼百花飄零而來的竟然是落葉滿庭的景象，這就更令人心意凄迷了。這里，鶯啼而曰“亂啼”，則是詩人情往感物，辭因情發(fā)。

其實，鶯啼無所謂“亂”，只因聽鶯之人心煩意亂，所以別有感受。詩人就是當(dāng)上述的在我之情與在物之境相會相融之際，寫出了這樣一首物來動情、情往感物的詩篇。詩的第二句“春半如秋意轉(zhuǎn)迷”，正是彼來此往的交接點。而如果從詩的章法看，這是一個承上啟下的句子。句中的“意轉(zhuǎn)迷”上承前一句，句中的“春半如秋”下啟后兩句，從而在我與物、情與境之間起了綰合作用。

當(dāng)然，就對詩歌的要求而言，僅僅我與物會、情與境融是不夠的。

這首詩之所以特別凄楚動人，還因為詩人所懷的在我之情不是一時的感慨、淡淡的閑愁，詩人所觸的在物之境也不是通常的景色、一般的物象，它們本身具有內(nèi)在的特殊感染力量。王士禛有一組《秦淮雜詩》；其第一首是：

年來腸斷秣陵舟，夢繞秦淮水上樓。

十日雨絲風(fēng)片里，濃春煙景似殘秋。

詩也是寫“春半如秋”，但所懷之情只是感念往事的惆悵之情，所觸之境只是風(fēng)雨凄其的江南習(xí)見之境，兩者交織成篇，雖然也饒有風(fēng)韻，不失為一首佳作，而在重量和深度上是不能與柳詩抗衡的。